公司治理环境、资产配置偏好与利益侵占

本文从资产结构视角将大股东资金侵占与投资行为问题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外部治理环境越好、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降低了大股东流动资产侵占的比例;投资水平、投资收益率越大抑制了大股东侵占流动资产的动机。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第一大持股比例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外部治理环境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本文为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大股东代理问题。     

重要股东市场行为引导下的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

重要股东的市场行为不仅会对股价造成直接影响,还因其影响公司成长、与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相冲突而倍受证券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以存在增减持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按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成长性指标,通过对重要股东增减持股票与公司成长性间的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其市场行为在多因素综合影响下对利益趋同与壕沟防守效应的催化作用。实证结论显示:重要股东增持总会强化利益趋同、减持强化壕沟防守;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壕沟防守效应越明显,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利益趋同效应越明显,体现了股权制衡与股权控制的平衡关系。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支持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和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盈余管理严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及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的情况下,大股东控制对金融化的影响更强,表明大股东确实通过“监督效应”约束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经营风险高、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市场收益高、金融投资风险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中更加明显。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大股东控制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路径研究

本文在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测度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基础上,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投融资行为与投资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运用通径分析方法,就大股东控制对投资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鉴定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对投资效率具有“激励效应”和“损耗效应”的两面性,并且其“损耗效应”大于“激励效应”,大股东控制通过独立董事比例和资本结构对投资效率发生的“损耗效应”是中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完善其他能有效制约大股东“损耗效应”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有效地优化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促进中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股权结构、财务困境成本与困境公司绩效

本文以1997—2003年发生财务困境的10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本支出率度量公司投资水平,以销售增长率与“EBIT/总资产”度量公司绩效,采用单变量与多变量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困境公司的投资与绩效水平越高;股权制衡对困境公司不再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国有公司比非国有公司在财务困境期间具有更低的财务困境成本,失去了更少的投资机会、市场份额与利润,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投资与绩效水平;公司是否被企业集团控制与财务困境成本及困境公司的投资、绩效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0—200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 而当多个大 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与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将终极控制人和直接控制人两类大股东的利益动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选择与配置效率。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越低,越有动机增加资本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上的自利性投入,导致总体投资规模扩张;(2)地方企业集团投资扩张受终极控制人自利动机的影响最强,央企投资所受影响最弱,民营企业居中;(3)随着控制层级的增加,终极控制人决策权的履行成本增大,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因直接控制人持股比例高低而表现出"利益攫取"与"利益协同"两种效应;(4)在较高持股比例的收益分配激励下,直接控制人将减少自利性资本投入,抑制过度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管理者代理行为、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的动态层面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客户资产减值与供应商企业投资

高效投资是产业链安全的重要保证,供应链信息溢出效应会导致客户信息对供应商企业投资产生影响。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企业—客户关系数据,考察了客户资产减值如何影响供应商企业投资。研究发现,客户资产减值会降低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水平,这验证了客户资产减值在供应链上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资产减值通过使供应商企业的管理层产生悲观预期,以及加剧供应商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降低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水平,但未通过减少信贷资源供给影响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此外,对于非国有控股、较弱议价能力、较低行业资产流动性及较高客户媒体关注度的供应商企业,客户资产减值对其投资水平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客户信息影响上游供应商企业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还为监管层规范企业计提资产减值行为,进而提升供应链整体投资效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公司投资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

本文分析上市公司投资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根据行为金融理论和风险定价理论提出对照假设,应用排序组合法和截面回归法实证发现:投资水平高(低)的上市公司后期股票收益低(高)于前期;投资与股票收益的关系动态变化,高投资公司前期的股票收益高于低投资公司,后期则相反,表明投资者对公司投资过度反应;投资扩张后,股票收益不一定下降,而且控制投资因素后股票收益与盈利、账面市值比、贝塔没有显著正相关,结果不支持风险定价理论。投资效应的原因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文为此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表明中国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了投资效应,新兴加转轨的中国资本市场没有达到有效市场的要求,这为加强金融监管和投资者教育提供政策参考。     

股权集中、大股东掏空与管理层自利行为

从我国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出发,建立理论模型分别研究在单一代理关系下,影响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主要因素,以及在双重代理关系下,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掏空-自利博弈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证明了:1)在单一代理关系下,影响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因素为公司成长性、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以及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成长性越高、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     

股权结构对审计师变更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年到2003年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对审计师变更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审计师发生变更行为的概率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2）上一年度“不清洁”审计意见的严厉程度越高．审计师发生变更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3）其它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的减少．大股东之间相互制衡能力的增强会显著降低审计师发生变更行为的可能性。这些发现为改“一股独大”为“多股同大”，增加大股东相互制衡能力来改善独立审计执业环境。保证其监督机制作用的改革思路提供了实证证据。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监督还是掏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

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究竟会导致大股东更有动力监督管理层,并降低其掏空动机,还是更有能力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呢?为此,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支持了"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但不支持"更多掏空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大股东持股同时通过"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不但深化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对于深入理解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防范股价崩盘、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投资机会（IOS）设定下公司内部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将处于不同组织环境的企业等同对待,造成了研究结论的较大分歧.本文依据投资机会集(IOS)理论,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在设定投资机会集的条件下,考察了不同成长性的企业其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其经营绩效的改善与独立董事比例、高管层的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但与高管层年薪相关关系不显著;成长性较低的公司.其经营绩效的提高与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层的持股比例相关关系均不显著,但与高管层年薪存在弱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过程。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负相关系数更大,当第一大股东是境内社会法人时,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4)实证表明“过度投资”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这不仅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推断,而且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融资约束”相反的“融资便利”来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