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也论张载的“心统性情”

张载提出的“心统性情”一语经朱熹阐释、发挥后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但张载此语的本意却一直隐而不明。在破除此语是“孤语”的成见后,在张载思想体系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张载“心统性情’’所强调指出的是心包含性情二者。此语是张载心性论的重要命题,与其工夫修养论相关,但不能称其为工夫修养论命题。     

“多彩”的歌声“和”处去——浅谈“和谐之声”对“和谐社会”的作用

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人们的理想、也是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社会中隐藏着一些媚俗、低俗等“不和谐”的杂音,这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如果我们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流行音乐中加入“和谐”的元素,使“和谐”在社会中流行开来,满足人民群众高尚的精神追求,为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培育和谐、文明的道德风尚做出贡献。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

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礼学争议"濮议"的评述,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礼学思想既有突出"礼"的人性情感基础的一面,同时又不乏对礼学政治规范价值的充分认识,使其与宋儒礼学思想之间既呈现出差异性,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王夫之现量说美学的阐释学解读

王夫之把现量这个相宗术语转化为一个美学概念,并以之构成了他丰富的美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有解放意义和革命性的阐释原则,对中国古典美学具有较大突破,并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美学的部分观点相印合。     

黄宗羲与王夫之理气观之比较——以知言养气章之解释为例

本文考察明末黄宗羲和王夫之理气观,试图管窥理学晚期之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因为理气观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本文只选取了两人对《孟子.公孙丑上》第三章,即一般所说的《知言养气章》的解释为研究对象,兼顾一些别的文本。文中比较讨论了两人的理气观。黄宗羲是心学传统下的理气一元论,从人的角度来看,强调连贯性;王夫之是基于天道大易的理气一元论,从天的角度来看,强调统合性。两人代表了理学晚期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而且都对朱子学传统下的理气观有所反思,影响了后世的儒学。     

成人的三个维度——王夫之成人思想新探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在对宋明理学批判和继承基础上的新突破。他从“人”的自然生命出发,力倡“人”的德性生命,系统建构了人文主义的人性生成哲学。王夫之成人观是儒家人性论的历史延续与发展,在当时社会开启了近代人本主义的思潮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选取“身成”与“性成”相统一、“继善成性”和“身任天下”三个重要方面,将散见于王夫之论著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尝试对其成人观进行新的探讨。     

欲与情：“以自然之为美”——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欲与情,李贽首发“以自然之为美”的宏论,其所谓“自然”包括四个维度：首先,根本指向是承认“欲”的自然正当,为个体私欲即生命主体的感性欲望正名,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导思想;其次,“情”以欲为源,不齐之自然人欲的流行发用生发不齐之自然“物情”,打破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传统;再次,任情从欲即为自然,把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快适即“真”视为超越世俗美丑判断的新标准;最后,“童心说”强调文艺创作应是“自言”、“自文”,实为自然之“真”的具体落实和集中体现。这些,构成了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和”为性情之德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和”为性情之德的形上学批判

和是王船山和合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宇宙万物和的实现,其形上学基础为太和,太和之气乃是构成宇宙之质料因;天命乃是宇宙万物之和的动力因。天人相绍,为宇宙万物得以和创造了条件。人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决定了人能继天立极,继使人之性情之德得以完成。     

由王夫之的“实有”说开去

本文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对王夫之的“实有”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列宁的“物质”思想试做了简单分析。得出:人类对物质世界“本体”的认识,其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客观的”,说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哲学家面对共同的客体会发生共同的致思趋向:“主观的”说明人类的理性思维形式就应是多元的。主观符合客观,使他们达到殊途同归。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寓理于欲以理导欲——论王夫之的理欲合一论

作为王夫之情理美学观一个组成部分的理欲合一论,是建立在其化生的自然发展观、主客互动的心物学说和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并且与其伦理道德观密切相关。他的理欲合一论强调寓理于欲以理导欲,表现出倾欹于理的取向。这种理欲合一论在审美观照中就具体化为性—情—欲关系的递相制约,由此导引出情感的雅俗和贞淫之别。王夫之的理欲合一论从精神上标示了当时情理美学观向传统文化复归的时代趋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情感美学思潮由唯情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历史性转折。     

郭熙“三远”论的美学思想溯源

郭熙的《林泉高致》是中国古代山水画论的重要著作,彰显了山水画本体价值和功能。郭熙提出的“林泉之心”既溯源于老庄“游”的美学思想,也受到唐代“中隐”理论的影响。郭熙在“游”的思想基础上推扩为“游目”的审美观照方式,并且最终将“游之所向”物化为具有整合、凝炼意境功能的“三远”理法,从而使之成为山水画论与山水画创作的审美范式与规则。     

论嵇康“声无哀乐”的哲学美学思想

嵇康一反传统理论，提出“声无哀乐”，认为“治世之音”、“亡国之音”之说是滥于名实的久滞之义。嵇康理论宗本于老庄之学，其意旨在“越名教而任自然”。     

简论中国古典唱论“唱心说”的美学价值

中国古典唱论中的“唱心说”,强调了歌唱对情感表达的重要性,强调了情声并茂的美学思想。强调人身乐器无与伦比的艺术感染力。这些理论在今天的声乐表演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在演唱实践中予以继承、发展和创新。     

从孔孟“仁者爱人”到朱熹“仁者,爱之理,心之德”

对于孔子讲"仁",朱熹发挥孟子所言"仁,人心也",认为"仁"是以仁之性为体,发用于爱之情,由内而外不断生发的动态过程,兼性情、体用、仁爱、内外于一体,既不是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不是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因而是"爱之理"。同时,仁又具"生意",而包"仁义礼智"四德,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是"心之德",是"人心之全德""本心之全德"。相对于今天对孔子"仁"的解读,或只讲"仁"为外在道德,或只讲"仁"为内在心性,将二者分别开来,朱熹把"仁"界定为"爱之理,心之德",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心"的意涵看孟荀思想发展的逻辑进路

孟子和荀子分别对“心”给予不同的界定：孟子之“心”是价值本体,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源,人只有“扩充”本源,“思诚”养气,才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圣境。荀子之“心”是自然理智之心,人只有时常“克制”自我,隆礼重法,才能达至圣境。二者从不同的逻辑进路发展了儒家思想,并对后世儒学两个方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庸”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观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中庸”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 ,平常不易 ,并逐渐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滞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工具。但是 ,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文化大变革时期 ,王夫之以实有、体用 ,对传统中庸观作了重要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辩正是中庸观的重要发展 ,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 ,是明清之际反省理学 ,反思传统 ,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