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多余的话》的一些想法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通过自我否定、自我丑化,自制了一个负面形象的瞿秋白,目的是要使杨之华厌恶自己,忘却自己.他不愿因自己的死给亲人留下巨大的伤痛.瞿秋白的这一良苦用心也给《多余的话》带来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多余的话》中有真话、反话,也有不少夸大真实的话,读懂《多余的话》,不能望文生义.     

《多余的话》简析

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已被公认,但是有关《多余的话》的评价问题并没有完结,大家的意见还不统一,有的材料也需要挖掘和核实,因此,本文拟继续作几点探讨.《多余的话》娓娓两万言,语言徘徊,感情悱恻,但表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承认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第二,否定自己的政治能力,认为自己这样的文人由于知识和体魄上的原因,不能从事政治,希望今后退出政治舞台.解释这两者的矛盾,分析它们适时在瞿秋白思想中的地位,应该是我们评价《多余的话》的出发点.《多余的话》的写作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呢?     

俄罗斯文化视角下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俄罗斯文化思想影响下完成的,蕴涵着多余人心态和忏悔意识等异质文化特征。但是,瞿秋白的政治身份和当时的政治氛围导致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误读。只有深刻揭示出这种异质文化特征与单一政治视角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多余的话》及其文学思想。     

《多余的话》:瞿秋白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先烈瞿秋白在英勇就义前，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①。“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把它打成“叛徒的自白书”，制造了瞿秋白的大冤案。新时期到来后，党中央为瞿秋白平了反，说瞿秋白同志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②假如瞿秋白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于九泉。在给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作了平…     

关于《多余的话》的话──试析瞿秋白悲剧色彩的成因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人们认为谜团颇多、歧见纷出的作品。《多余的话》明显流露出的瞿秋白的悲剧色彩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形成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革命家双重角色价值认同的冲突是促成瞿秋白悲戚苦闷的重要原因;“位未得其所,才未尽其用”的惋叹导致了瞿秋白的哀怨情绪;而对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专制的愤懑以及村党的命运深切忧虑,则是瞿秋白情绪抑郁的直接动因。      

“自我”的符码与戏码——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多余的人"作为一条明晰的主轴,贯穿瞿秋白一生的创作。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在瞿氏文章中有发展与演变。瞿秋白性格内具二律悖反特质的精神现象,为后来他所做的《多余的话》提供可相互佐证的基础。瞿秋白文章内存在多层次的自我符码与戏码。过往的瞿秋白研究虽亦谈论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但常偏重从中国文学文本、文化与政治角度出发来探讨,而忽略他对19世纪俄罗斯文艺遗产、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认知与认同,以致无法呈现跨文化文本的发展与痕迹。本论文藉由爬梳评论,并综合分析中、俄、英、日四方之过往文献,追源溯本。     

《多余的话》浅析

文章从瞿秋白当时在共产党内与敌人狱中严酷处境的实际出发，分析了《多余的话》怎样以自己为靶子，评过摆错。认为瞿秋白是通过自我谴责的特殊曲折形式和开篇点题、首尾呼应、主线与辅线交错并行等最浅近常见的一般表现手法，来达到揭露当时党内重大隐患——王明路线——的明确目的的。     

《多余的话》的参照系

如果把瞿秋白《多余的话》与它的另一篇重要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相对照来阅读,将能更好地阐释《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无情地解剖自己,承认自己是莱谟斯;有讲真话的精神;还充满了理性、韧性、反虚伪的战斗精神;更重要的是具有“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品格,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多余的话》讨论述评

瞿秋白同志1935年5月在长汀狱中,面临生活的尽期,在黑暗的氛围中,“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想“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从17日开始至22日写下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同时,他感到此时此地说这些话已经晚了,明知道所写的,“未必能够到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价值”,所以题为《多余的话》。《多余的话》是秋白给党和战友的遗言与诀别     

怎样认识《多余的话》关于“二元人物”的分析

瞿秋白在其狱中遗作《多余的话》中专门写了一节《脆弱的二元人物》对气质人格,意识情感作“自我分折”。 “二元”指的是:1.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非无产     

高尔基：被现实化的新样板——瞿秋白译介俄苏文学的策略选择

1930年代,瞿秋白在接受、传播俄罗斯文学时,将高尔基作为主要对象,这显露了他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立场——强调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斗争性,又不忽略文学的审美性,而对高尔基的青睐,正体现了他力图兼顾二者的选择策略,正由于瞿秋白的译介、批评,高尔基成为当时革命文学现实化的新样板。     

李达与瞿秋白妇女观之比较

妇女问题始终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因为妇女解放的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李达和瞿秋白都对妇女问题作出了深入的剖析,两者指出中国广大妇女受压迫之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缺失,同时,他们都认识到了妇女解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积极探索妇女解放的各种途径。他们从具体工作中总结了大量的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和见解,通过对李达和瞿秋白妇女观之比较,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日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     

政治规范与文本诉求:瞿秋白的高尔基批判

在瞿秋白的译作中,所占比重最大、选择资料最全面、涉及面最广泛的是高尔基的作品。对于1930年前后的中国左翼文坛而言,高尔基及其作品的典范性对中国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作为一个文学家,高尔基的精神和作品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高尔基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理想化身,其作品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佳范本。从范本译介、思想解读、文论阐释三个方面,瞿秋白介绍了高尔基的艺术成就与艺术思想,阐发了革命作家的典型特征,探讨了普罗现实主义文学观,强化了普罗现实主义文学是适合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范式,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提供了最完备的典范。     

瞿秋白早期创作与俄罗斯文学

该文以瞿秋白早期文学创作活动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认为瞿秋白在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时 ,显示了人格的矛盾 ,一方面他注重外在的行动 ,另一方面却迷恋托尔斯泰主义。瞿秋白在具体创作中 ,借用托尔斯泰等作家的表现方法进行文体实验 ,在“五四”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五四”时期王光祈与瞿秋白社会改造思想比较研究

王光祈与瞿秋白都是“五四”时期主张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但二人的命运和社会改造思想完全不同。王光祈的社会改造思想建立在无政府主义基础上,主张通过非暴力、非政治的改良手段改造社会;瞿秋白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变成为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不同的家庭背景以及二人对母亲死亡经历的不同心理归因导致二人社会改造思想的差异外,对“五四”时期涌入的各种思潮的认识不同是造成二人思想分野的根本原因。王、瞿二人社会改造思想的演变反映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文化改良和政治革命的思想分流,政治革命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被瞿秋白和王光祈式的“五四”知识分子集体取舍的结果。     

瞿秋白与“中国留苏学生风波”

在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由来已久的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瞿秋白对学生中的派别争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留苏学生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质疑,从而与共产国际产生了意见分歧。在随后展开的联共（布）清党运动中,瞿秋白受到强烈冲击,并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对两篇瞿秋白佚文的考证

在瞿秋白研究中,我们收集到两篇瞿秋白佚文,皆为瞿秋白作为《时事新报》和《晨报》的特派记者发回国内的通讯报道。兹对其作一考证释读,以为研究者提供方便。     

试论瞿秋白实事求是的学风思想及其贡献

瞿秋白在短暂的一生中为革命做出杰出贡献,是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开始倡导实事求是学风,无论对人或对事,他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也勇于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思想,使他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论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是从物质存在本体论或宇宙观的意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试图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全面介绍和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瞿秋白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起着开拓性作用和重要的影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瞿秋白是介于李大钊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之间的中介性人物,起着承上启下和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瞿秋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

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的介绍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它主要由真实性、典型性、功利性三方面内容组成,这三方面内容受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倾向性,因此构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瞿秋白把它作为文学和具有阶级属性的实施文化革命的方法的概念同时使用,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选择与改造,为争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