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植根乡土的"革命叙事"--《红旗谱》与20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

<红旗谱>在17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它将表现重点放在了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乡土中国的反抗者、边缘人物"朱老巩"、"朱老忠"、"李霜泗"一类人身上,深刻地揭示了乡土中国的革命与民间追求"公义"的文化传统的关联,形象地回答了乡村民众为什么向往革命,"革命"是如何改变了农民的命运的时代重大命题,在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接通了乡土中国的"地气",这使得它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再探索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既能克服已有文学史学科的局限,又能开拓重写文学史的新局面。这不仅因为新学科的时空长度与宽度符合现代中国文学多维共同体的研究或书写的客观要求,有助于揭示文学史的全景本貌,而且因为它能消解隔阂或偏见,使不同民族、阶级、党派或地区的不同文学形态得到相对公正公平的对待,也因为它更有利于展示现代中国文学所遵循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创作机制和运演规律。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革命话语”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革命话语"在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合的过程中.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革命话语"在20世纪文学中经历了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三个阶段。"革命"在成为文学重要主题内容之后,通过不断闪现的"话语"方式自足地完成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处女地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新领域之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已有颇为可观的规模,光是文学史著作就已写出了二百多种,现代文学史研究还有需要开拓新领域。即使以往多有涉猎的领域,也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的3部专著都涵盖了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表现了中华文学大一统的气概,但3部专著都撇开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专著奠定了新的、更完备、更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绝不能闭口不谈夏氏《小说史》。只有将夏著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真正称得上走向成熟。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另一种叙述——对《世界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

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第二编第一章《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与中国学者所编写的同样时段文学史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探讨这部文学史中有关中国汉以前文学史叙述形成的特点与优势,以及它存在的问题和出现问题的原因,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独到的文学史观念与独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从而为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提供必要的借鉴。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进化论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文学史观受历史哲学观的制约。作为近现代中国主要哲学思想之一 ,进化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但中国式的进化论思想有其严重局限 ,要突破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只有走出进化论的思维模式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留日派与留欧美派之争

中国现代的文化思想,是留日学子与留欧美学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两拨人马,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中国学子到了日本之后,政治上趋于激进,情感生活上趋于放纵。在留日文学中,政治上的激进与艺术上的唯美,往往密切结合在一起,在革命的强烈冲动之下,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颓废与伤感。而到了欧美后则相反,政治上趋于保守,情感生活上趋于禁欲。在以文学启蒙的努力上,留欧美文学并不在留日文学之下,写作上的理念化倾向,也甚于留日文学。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后者更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从艺术的角度看,前者更符合人性解放的需要。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文学的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对新的现代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其次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再次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民生主义"

现代中国的思想图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主义所营造的,各种主义也成为解读近代中国历史最为基本的资源。这里所要检讨的是民生主义在抗战期间及战后所引发的回响。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20世纪30、40年代,很容易就会发现,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得到更多关注,构成抗战建国纲领的基本内容,而在知识分子中也形成了这样的主导价值——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对此的审视,或可对民生主义所展现的意义,有新的认知。     

新文学的“独家逻辑”与“一家之言”的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不言自明的时间逻辑,获取了文学史长河中1917年-1949年这一个时段的管辖权,却以经意识形态过滤的"现代"标尺清除异己,把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排除在文学史体系之外。现行的文学史通过贬低晚清白话文运动,省略同时代非"新文学圈"作家的贡献,漠视北洋政府的作为,来建构新文学的发生地图,达到纯化、神化新文学发生史的效果。把现代文学史笼罩在新文学的霸权话语下,以新文学的"独家逻辑"来阐述1917年-1949年的文学发展,文学史多元共生的格局被肢解、简化,最终使得文学史的叙述仅仅成为一家之言。     

民国时期革命与改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难点解读

革命与改良是当今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以往研究存在绝对肯定近代改良,否定近代革命;抑或过分强调革命积极性,而有意削减改良合理性的偏颇和缺陷。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讲教师应对中国近代革命与改良所处之两难境地,以及二者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客观承认二者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引导学生认识改良道路失败命运在于当时社会场景所限,而民主革命情势日趋成熟,与改良相较更具号召与吸引力。近代中国人民在改良与革命之间进行了艰难抉择,最终选择革命方式并于具体实践继续艰辛探索,具有历史必然性。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