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适应与瓯骆族裔安居之道

瓯骆族裔聚居区山岭连绵,沟壑纵横,雨水丰沛,林木茂盛,由此决定了瓯骆族裔的家居环境必须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瓯骆族群大多依山傍水择地而居,木结构的房屋、鼓楼、桥梁成为典型的建筑样式。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的瓯骆族裔村镇社区呈现悲喜交织的多元化发展态势,重新建构瓯骆族裔村镇家居文化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秦汉时期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瓯骆文化的影响

秦汉时期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瓯骆文化的影响李乃贤关于先秦时期中原汉族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壮族古代文化的影响问题，覃彩銮同志已有专文论述（详见《广西民族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本文拟通过考古学及文献资料，对秦汉时期中原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土著巨骆文化的影响等问...     

广西战国至汉初越人墓葬的发展与演变

战国至汉初,广西为百越属中的瓯骆族群之聚居地。迄今,广西一地发掘的大量越人墓葬,当为瓯骆人的葬制。到目前为此,按资料业已公布者计,广西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114座战国越人墓,1座秦代越人墓,22座汉初越人墓,获得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资料。这些墓葬及其随葬品,既使我们看到了战国、秦和汉初三个时期广西越族的物质文明,也使我们知晓本地区当时越人墓葬发展与演变的大体情况。本文欲就后一个问题说说个人的粗浅看法,借以求得知者的赐教。一、墓葬形制原生态的人类,人死了不是充作果腹之物便是委之沟壑。自从古人萌生发展了灵魂     

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

本文对两广地区战国汉代墓葬中腰坑习俗的特点进行了归纳 ,探讨了两广腰坑习俗的来源、性质和盛衰原因 ,认为两广地区的腰坑习俗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腰坑习俗南传两湖地区后传入的 ,其性质是用于挖造墓坑时奠基祭祀地神 ,驱鬼除邪 ,保护墓主在阴间不受侵扰。两广地区腰坑习俗兴盛原因是由于战国中晚朝岭南越人部落社会的兴盛 ,衰落原因是由于秦汉以后中原地区政治和文化的传播推广 ,使腰坑习俗逐渐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     

战国秦汉时期瓯骆宗教性青铜器探微

宗教性青铜器在古代西欧骆越民族的青铜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既有以铜鼓为领衔的主要用于娱神攘灾祛难的羊角钮钟及铜铃等组合乐器，也有用于陈放牲醴以祭祀神灵的鼎、案、尊、盘、耳杯等祭器，还有专１１用来为死者陪葬的人俑、马俑、面具、干栏建筑模型器以及用于驱鬼辟邪的刀、剑等法器。这些青铜器被赋予浓重的宗教属性与功能，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寄托着瓯骆入深切的情感与良好的愿望。炽热的宗教信仰及其活动以及祈求功利的需要，成为瓯骆青铜文化的发展和铸造工艺进步的巨大动力。     

骆非黎族先民考

骆和黎族,不少学者根据《史记》和《汉书》认为二者有族源关系,说黎族祖源于骆。本文持不同看法,认为《史记》所指的“骆”并不包括海南岛;《汉书·贾捐之传》以“骆越”称海南岛的珠崖之民是误称。骆越是泛称,不是一个族名,骆非黎族先民。兹略陈管见就教于专家。一、骆非珠崖之民骆,作为族称,最早见于《史记·南越尉佗传》。该书有“(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太史公曰:‘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此清楚地表明闽越、西瓯、骆,是各在不同地域,各自有王,各自为国三个,是和南越同时存在     

“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文意辩析

对于《史记·南越列传》中“瓯骆相攻,南越动摇”的记载,目前的民族史学界,特别是研究南越史及西瓯、骆越史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其“瓯骆”是指当时的西瓯、骆越。或解释为西瓯、骆越相互攻打,或解释为南越受两瓯、骆越的攻击,以致国力大损。笔者不同意这类的解释和看法。我认为司马迁的文意是指闽越(东越)对南越的进攻,导致南越政权的动摇。     

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

作为西瓯、骆越族群的后裔,壮侗语族群历史记忆渊源久远,壮侗语族各民族作为单一民族地位的确立,并非只是现代政治建构的产物,而是对被遮蔽的潜隐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认.针对西方"族群建构理论"对中国民族识别的"他者"解读,我们有必要强化基于"我者"叙事的族群记忆,同时,更需面向未来,整合瓯骆族裔的文化力量,建构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系统和人文世界,维护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延续.     

骆越青铜文化初探

骆越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我国岭南的一支越人。关于骆越的青铜文化,过去由于发现的考古学资料较少,文献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人们往往只知道有铜鼓一事,至于骆越是否经过青铜时代,是否产生过自己的青铜文化,其面貌和内涵怎样,却鲜为人知。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埋藏在地下的大批墓葬和青铜器相继发现,再现了骆越青铜文化的面貌和发展盛况,为我们了解骆越青铜文化的产生、内涵以及其与周围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解放以来的考古发现,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     

骆越国与南越国关系探析

骆越国雄踞于南越国的西南部.南越国对骆越国的统治是松散的,骆越国有较强的独立性,骆越国是南越国的国中之国.南越国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汉人入乡随俗,鼓励汉越通婚,对越俗革陋鼎新,吸收越人参政,允许越人自治,融洽了民族关系.骆越国在先秦时期呈现明显的骆越文化特征,但在南越国时期,由于汉越文化涵化,汉文化元素增多.     

柔然时期的新疆佛教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 ,阐明了柔然的族源、历史活动和其佛教信仰情况。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藏族地区刑事冲突解决中的特殊意义

从刑事法价值的时代内涵、刑事法的法律特性以及刑事法基本原则来看,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法的基本理念不矛盾。从我国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来看,其中蕴含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精神;在现阶段,我国藏族社会属于机械社会,而且藏族习惯法具有宗教性,这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因而,在我国藏族地区建立恢复性司法,不仅有利于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整合藏族习惯法提供了有效途径。     

Renationalisation of space in everyday life in Singapore

As globalis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familiar in our everyday lives, one readily visible phenomenon i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outside the borders of nation states. This influx of migrants inevitably makes societies more complicated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a ‘multi-racial’ or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no longer the monopoly of migrant socie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Australia. This spread of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achieved racial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als, and needless to say between host society and migrants) without hierarchies. In the face of a constant flow of migrants, both the host states and host societies need to control migrants, to ensure that migrants will co-exist with the host society as the host society wishes. Hierarchy and difference need to b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ost society to control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 their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ingapore society draws a border between itself and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this purpose, it examines both everyday discourses of Singaporean employers about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Singapore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to teach such workers to become ‘good Muslims'.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与环境保全并存的生业的可能性: 水满村的事例

生活在海南岛水满村的黎族的传统生业主要由水田农耕、火田农耕(陆稻、根茎类作物以及其他作物)、野生植物采集和野生动物狩猎构成.在村周围覆盖着大面积的草地,这种人工环境是定期焚烧的结果.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这样的生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焚烧被禁止,水田农耕也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人们也强化了水田可使用野生植物的利用.这样生业变化导致了村落周围二次植被的恢复,也改善了村民们日常饮食的营养摄入.从环境学或营养学上说,当今的水满村的农业生产也许是合理的生业.尽管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生业的可持续性,但是这种生业还是可能成为未来亚洲各国农业的模范.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 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也可以是"贱民".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管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中原内地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     

俄罗斯этнос(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理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却忽视了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术语“族群”、“族群性”等同出一源的俄语术语。本文在对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этнос、этничность和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与相应的英语术语ethnos、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进行源流、释义对比分析后指出,双方学术观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理解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术语指“民族(或族群)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示民族(或族群)实体的术语不同,俄罗斯学者用этнос,西方学者用ethnic group;(2)俄语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特指民族的亚体或部分少数民族,而英语的ethnic group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