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骆越族源及族属问题

<正> 骆越民族的族源及族属问题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所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为此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与实证。战国以来,在涉及岭南的古籍中,史家多将这一地区泛称为“越”或“百越”地,后世治越史者多相沿承袭,将岭南民族一概视为越人。随着新资料的积累及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大量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证明,骆越虽有“越”称而并非越人,从族源上考察,他们与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的濮僚系统民族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我们认     

朝鲜民族族源神话研究

朝鲜民族族源神话研究傅朗云在民族学研究领域内，族源学占有重要地位，族源神话研究也很重要，研究民族史同样离不开族源神话研究。在朝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上存在过数以百计的历史民族。晚至朝鲜“三国时期”（公元３１３年至６６８年）仍然是新罗、高句丽、百济３个民族...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氐族的姓氏及婚姻

姓氏和婚姻是研究民族史的两个重要的课题。通常,一个民族的姓氏、婚姻,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因此,了解姓氏和婚姻的特点,有助于深入认识这个民族的历史。有关氐族的姓氏,仅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论及过北朝时氐族几个主要的姓氏,而有关氐族的婚姻,则几乎无文涉及。有必要对这两个问题作系统的论述。     

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从波塔宁考察资料看土族族源

土族史是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土族族源问题一直受到民族史和地方史学界的关注,曾提出过各种观点,但至今未形成定论。本文介绍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人波塔宁在民和三川地区的调查,并结合史籍记载和国内研究成果,对土族族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做了补充讨论。     

《下阿穆尔和萨哈林岛各族人民的传统经济和物质文化》一书的前言

解决民族起源问题,这是民族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无文字民族的族源问题的研究,对于民族学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考虑到所涉及的问题极端复杂,民族学者要对民族学多方面的文史资料进行研究,要研究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社会制度,各民族的氏族、独立的群体及氏族支系的历史,氏族的传说,族名的起源等。民族学者在研究这些问题时,要充分借助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地名学等辅助学科的研究成果。     

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研究──呼和浩特市区的个案

本文对呼和浩特市自古以来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的演化过程 进行了梳理,对四族通婚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蒙、满、回、 汉四族的通婚范围和族际婚率,当代比清代和民国明显扩大和升高,且均无"上 嫁"现象。这意味着四族在城市中不仅法律上平等,事实上也大致平等。民族通 婚率高固然利于、同时也表明民族关系融洽,但通婚率低也不见得对民族交往有 害。"文化交融"或"结构交融"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导致高民族通婚率,中国城市 民族通婚中"结构交融"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数较少的民族群体,其成员 更有可能与族外人通婚,但由于文化交融、结构交融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二者的 关系并不完全呈负相关。     

共同书写的历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史实记叙及其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的“四个共同”,其中之一即是“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章结合藏文史籍中存在大量对中原史实的记叙,对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分析。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不仅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思路和眼界,能让我们在传统史料中看到一些过去为传统史学观念所遮蔽的或被我们忽视的丰富内涵与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无疑为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引领性的新的学术方向。这正是我们从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关中原史实记叙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     

中国民族史学的社会功能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学科,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特别分支。它研究中国境内包括汉族和古今各少数民族的族别史,民族关系史、地区民族史,也研究分科的民族政治史、民族经济史、民族文化史、民族教育史、民族法律史、民族宗教史、民族哲学史、民族文学史、民族科技史等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注重研究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建国以后,我国的民族史学工作者以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民族史置于中     

藏彝民族走廊与西亚文化

藏彝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 ,其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 ,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① 无论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 ,还是从民族、语言的视角来看 ,藏彝民族走廊的情况都相当复杂。直到现在 ,这一地区对许多研究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的人来说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对民族走廊的研究 ,不仅对于民族学、民族史上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而且对于该民族当前的发展亦有现实的意义。”②除了中亚及我国北方草原文化以外 …     

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族

汉族之称始于汉朝。这一族体在先秦时称夏或华夏。关于夏族或华夏族的形成,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他是周朝时由夏人、商人、周人才融合而成的。这种说法,虽很普遍,似成定论,却有不少问题和弊病。这既不符合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我国历史的发展史实。根据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对我国先秦民族史的研究,我认为夏族或华夏族形成于我国     

南非的种族主义和黑人意识

在1652年以前,南非是清一色的尼格罗人种社会。尼格罗人种的不同民族集团遍布在南非不同地区。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虽不平衡,经济形态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主流是和睦相处的。自从白人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后,南非的种族复杂起来了,有欧罗巴人种、尼格罗人种,等等。随之而来的是种族关系问题的产生和种族冲突。当然,这完全是异种族民族入侵所造成的后果。     

民族·民族史·民族史学--论白寿彝先生民族研究的特点和风格

白寿彝先生在民族研究方面,涉及民族、民族史和民族史学等领域,其特点是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研究相结合、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相结合、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突出反映了白寿彝先生民族研究的学术特点和理论风格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试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民族文化交融的前提是文化的多元性,少数民族在民族族源上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都体现着二元化和多元化等复杂性。随着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入,少数民族延续的传统文化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象征。所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试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民族文化交融的前提是文化的多元性,少数民族在民族族源上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都体现着二元化和多元化等复杂性.随着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入,少数民族延续的传统文化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象征.所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岭南民族源流研究述评

在岭南各民族族源问题上,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百余年的研究,近十年来又呈现出多学科共同参与研究的局面.在岭南诸族源流问题上,有的学术界已经初步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还存分歧;有的众说纷纭,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土著说"和"外来说"成为了学术界在岭南诸族族源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为了这个领域新的亮点.本文拟就前人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做一个述评.     

人类学视阈下的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探析——基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

民族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族源、语言、宗教和习惯等,国家法当进入这些特殊"乡土社会"之时,其与当地习惯法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当代中国,如何实行避免脱离本土资源的"法治"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本研究从法人类学角度出发,在对西北某一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分析国家法与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的冲突,探讨西北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论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

甘肃藏区地处藏彝走廊之北和古丝绸之路东端,历史上就是各民族往来交流的重要走廊。文章分别从语言、通婚、生活习俗三方面分析了该地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认为甘肃藏区民族关系呈现出和谐团结的总趋势,但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同地域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也明显不同。通过分析研究,文章认为,进一步推动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在于打破乡村的传统封闭性。     

从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共有“乌力斯哈拉”看民族交融——以历史人物博穆博果尔、卜奎为中心

中国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的氏族组织由“哈拉”构成,而且都有“乌力斯哈拉”。文章结合博穆博果尔、卜奎这两个历史人物,探讨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共有的“乌力斯哈拉”的关系。经研究认为,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共有的“乌力斯哈拉”属于“民族互渗”的交融现象,博穆博果尔、卜奎是这两个民族共同认同的历史人物。博穆博果尔和卜奎的事迹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生动实例。这充分说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实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