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事诉讼的民主宪政之维

现代刑事诉讼立基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刑事纷争的平等对话与理性交涉,蕴含着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法律理念和构造。民主宪政制度架构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而现代刑事诉讼又是民主宪政体制的根本保障与制度展开,二者保持着高度和谐互惠及良性互动的制度格局。     

现代政治中的民主、法治与宪政

现代政治是民主、法治、宪政三位一体的政治.民主和宪政并非内在冲突而是相互契合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化趋势,成为民主与宪政的基本契合点.尽管宪政和民主在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但在现当代政治发展中,二者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宪政以民主为基础,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得以有效运行.宪政必然实行法治,而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宪法权威和宪政体制的确立.在宪政体制条件下,宪法以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使法治得以真正实现,进而为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保障.     

宪政刍议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政理论中,宪政论的核心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法学界对宪政的解读呈现出多种话语。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因此,把握宪政的真谛,必须解剖宪政与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     

基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中国法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批判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法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定位的前提性问题。中国法政治学发展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法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尚未得到理论层面的有效证成,导致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和理论立场的模糊和混乱。因此,亟待建构中国法政治学研究的自我范式和研究方法,对“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民主完善与法治建设”、“国家政权体制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培育”等极具挑战性与全局性的法政治学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宪政界说

作者比较了中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各种论述，提出了宪政的定义为：宪政是以宪法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并辨证地分析了宪政与宪法、宪政与民主政治、宪政与法治、宪政与人权的四对关系，指出了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和维护的，宪政是判定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尺，是实现法治的基本依托，是法定人权向实有人权转化的关键环节。     

论法治的现代化与政治的民主化

纵观人类法治发展的历史,法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现代法治的本质是政治民主,民主政治是现代法治的政法基础。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民主化水平。我国的法治现代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民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于“三权分立”,但还不完善。关注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研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民主政治宪法特征论要——对法治实践问题的宪政理论反思

民主政治是当代法治主义国家立国治政的根本原则.然而,民主政治赖以有效实践的可操作性宪法特征是什么?民主政治与宪政、法治及法制之间的实在法理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为探求我国法治化实践的内在逻辑,本文着力研究并求证了民主政治有效实践的宪法性法理基本特征,并慎审、关联地考察了民主政治与宪政、宪法、法治与法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法理逻辑关系.     

现代社会之前的法律与政治关系及其内在困境

通过梳理西方社会法律与政治关系演进的历史进程，剖析其中彰显的核心义理，可以将现代社会之前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演进划分为两个阶段、概括为两种模式：现代国家之前,法（律）以超越性存在作为基础，形成具有神圣性的法（律）居于政治之外、高于政治之上的外在超越性二元结构。这种结构的问题在于，具有形而上学基础的抽象法（律）存在实践软弱、自身免于批判以及沦为禁锢人类异己力量的危险。现代国家早期消解了法律的超越色彩，把世俗化的政治权力作为法律的根基，法律由此实证化、政治化，形成政治高度统摄法律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的最大问题在于政治成为超越法律之外跃居法律之上的恣意力量。现代法治社会之前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内在缺陷，使得现代社会需要构建起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新型法政关系模式，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法律与政治的内在超越性二元结构呼之欲出。     

什么是现代国家?

什么是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西方主流的现代国家概念主要包含“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这两个要素,但是,“民族国家”概念即使在西方也存在理解上的混乱,在实际运用中面临无法适用于多民族国家的困境。宪政民主虽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但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偏颇和误区,在实践中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现代国家的适当定义应该是,与传统国家相比,国家的公共性更强,公民拥有政治参与权,国家机构的制度化和政治权威的合理化程度更高,并有较强能力促进稳定和发展的国家。     

论政治意识文明的法治功能

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是指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状态和过程。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是与人治相对的范畴，内涵“良法”，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主要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政治意识文明就好像人的血液一样渗透到人的各个器官而作用于法治的诸运行环节，其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立法中的“良法”功能、执法中的“依法”功能、司法中的“公正”功能、守法中的“认同”功能、实现中的“宪政”功能等。     

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宪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宪政的基本要素为民主、法治和人权,社会主义宪政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中,逐步提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宪政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针方略以及“政治文明”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目标,从而在宪政理念与原则、民主政治建设、国家制度与国家统一诸方面,全面继承、创新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因此,研究江泽民对邓小平宪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和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奋斗目标的实现。     

议员免责制度研究--兼论我国人大相关制度的完善

言论免责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项制度。由于不同国家宪政文化的差异,言论免责的范围及所受保障的程度与方式也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言论免责制度的起源、言论保障制度及免责范围、法律效果进行研究,并对我国人大代表言论免责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期望我国的民主宪政的运作日趋成熟。     

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性跨越——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意义和关键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人民民主的实现和发展终于辟出了一条法治化的通道;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认识上突破性的发展深化。其意义不亚于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法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的分类是多重意义的。“人治”和“法治”所要解决的是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形态问题,即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人治”是把治理国家的希望系于最高统治者或者领导者的圣明和贤能上,而“法治”则是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人的素质更能靠得住。“法治”并不排斥领导人个人的权威和作用,而是认为这种权威和作用必须置于法律之下。“人治”也并非绝然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认为法律必须服从最高领导者的意志和权威,领导人的话就是法。     

从显性道德到隐性道德——“朱学勤困境”的法哲学分析

人们常说，保障人权的宪政制度是道德的，侵犯人权的专制制度是不道德的；人们又说，现代政治是宪政政治，而不是道德政治。宪政政治与道德实现的具体关系密不可分，并非宣布“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即可完全言尽。通过对政治价值与政治道德的细化清理，尤其是“隐性道德”与“显性道德”一组政治价值的提出，本文分析了“朱学勤困境”这一道德决断困境：为了防止道德专制主义．政治道德必须实现从显性道德到隐性道德的技术性转变，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成熟。这一宪政道德观．为缺乏中世纪法治保守主义传统的华人社区长期忽视，进而导致汉语世界长期误会有关宪政主义的政治学说。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     

试论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从美国立宪争论到罗尔斯的理论回应

自美国立宪时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围绕“宪政还是民主”产生争论以来,两者之间的张力即成为现代(特别是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的一大主题.罗尔斯后期的宪政理论,一方面继承了“二元宪政民主”理念这个美国宪政模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了独树一帜的发展.他通过来源于政治传统的社会共识这个中介,将变动不居且具有“多数暴政”倾向的“民主”纳入到相对稳定且保障“宪法根本”的“宪政”框架之中,从而较为有效地弥合了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法治与治者之法之间:以色列法文化中的最高法院

法治与治者之法之间：以色列法文化中的最高法院加德·巴尔齐莱本文探索以色列法文化的渊源、特征和问题,以理性框架和实证性调查的发现为根据,从比较的观点寻求更好地理解法律与民主交互作用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在以色列的特定情况。文章称,“法制（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原系由政治精英所强加,后来才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一个部分。最初“法治”不过是这些精英们强加和操作的一套程序,后来就产生了关于公民权利的雄辩以及对个人权利的深刻认识。文中提出了若干关键性的问题：犹太民族性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阿拉伯血统的以色列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对军队和保安部门的监督问题,军国主义与民主的对立,过分的裁决,法制改革,以色列公民权利的状况,以及军事占领。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揭示了以色列法文化深藏的教义,使我们得以知晓一个非西方政治环境中的、正在经历着美国化的民主政权的情况     

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国之道与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的设计——与《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一文商榷

《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刊载了《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一文(以下简称《人法》),读后觉得此文涉及如何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设计现代社会控制体系这样的重大问题。文中的见解不乏深刻之处,但文中的一些观点亦值得商榷。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人治设计亦有与西方法律精神相近的法治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人法》一文中,作者在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设计”这一概念时,基本上是在总体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实际上,文中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人治设计”,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中的政治统治思想或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先秦法家法治理论与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是较早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在事实上又是没有法制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有系统的法治理论却没有法制传统与民主规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应该从传统法治理论本身和社会政治实践两个方面去寻求。     

中国古代“法治”辨析

“法律”与“法治”都属于古今沿袭而含义有别、中外通用却理解不一、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法治”概念本身逐渐具备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但是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深层仍然保留着古代“法治”概念的若干成分。因此,有必要认真地将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加以区分,而欲真正把握“法治”概念的古今区别与联系,首先应该正本清源,对中国古代的“法治”作法律文化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