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察绥巡阅使与民国前期特区军政体制探析

巡阅使制度是与民国前期政治共始终的一种独特军政制度，而热察绥巡阅使是直系军阀直接掌控北京政府时期增设的诸多使职之一。其设立及其职能行使将特区军政合一体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特区及民国军政体制产生了极为独特而重要的影响，这种特区军政体制在当时独特历史环境下，对强化热察绥边区内蒙古民族与中央政府的文化联系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和意义。从该职具体职能的剖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特区军政体制的运行机制与特色，从一个侧面考察直系军阀时期的政治特点。     

安丙冤杀蜀中义士献疑

南宋开禧三年(1207)安丙与蜀中义士杨巨源、李好义等人平定了吴曦叛乱。为稳定四川边防、分散兴州军力,南宋中央超擢身为下层军将的杨、李等人进入都统制、宣抚司中,以制衡兴州旧将并稳定四川边防。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杨、李等人跃迁为主要领军将领,激化了他们与兴州旧将的矛盾。同时,作为下层军将,他们的政治行为与军政制度也产生冲突,激化四川政局中的军政矛盾,失去宣抚使安丙的信任,最终被兴州旧将杀害。下层军将因非常规的军功而超擢速进至军政中心,置身各方势力的矛盾之中,且因自身政治资本薄弱,政治行为、政治认知与军政制度格格不入而陷入政治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不仅反映了军政调整过程中的关键症结所在,也表现出体制内下层军将获得非常规超擢之后与政局、制度的复杂关系。     

从“遏制”战略的形成析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模式

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终究是次要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安全事务的紧迫性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政府、国会、新闻界共同的运作基础，表现出华盛顿与华尔街亦步亦趋的真实关系。     

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

从中国古代战时中央军制的演变来看,南宋朝廷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完善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这一体制以都督(视)府为主导,体现了中央派出军政机构的常态化。一方面,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多种形式并存到都督(视)府为主导,历经北宋末年到南宋高、孝之际三十余年的探索。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帝制后期中央强化对战时军政机构控驭的重要转折阶段,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合。南宋政权所建立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派出军政机构的指挥、调动,但亦需面对如何处理好集权与效率的两难问题。     

“千古一陶朱”:范蠡兵战与商战的成功

范蠡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商业经营,也表现出他的经济思想很成熟。"陶朱事业"即范蠡的人生成功,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救国灭吴,施展了军政谋略;二是去越辞官,显示了人生智慧;三是治产致富,体现了经营才华。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历程中,殖民主义政治影响、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军人干预政治、复兴党理论与实践,以及阿萨德个人权威及其政治合法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因素或前后相继、或相互作用,主导了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方向,并最终确立起复兴党一党执政党政合一的总统共和制体制.     

消极政治参与之思辨与启示——以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为例

消极政治参与是一种非良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它既可表现为依据法定程序或制度规定的体制内参与,又可是一种并非依据法定程序或制度规定的体制外行为.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消极政治参与可明确地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类型,但其共同点都是一种非良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于今天仍处于转型期,民主参与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而言,应深入分析消极政治参与的成因.积极引导和促成体制内消极政治参与向积极政治参与转变,而体制外的消极政治参与则应努力将其祛除.     

消极政治参与之思辨与启示——以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为例

消极政治参与是一种非良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它既可表现为依据法定程序或制度规定的体制内参与，又可是一种并非依据法定程序或制度规定的体制外行为。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消极政治参与可明确地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类型，但其共同点都是一种非良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于今天仍处于转型期，民主参与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而言，应深入分析消极政治参与的成因，积极引导和促成体制内消极政治参与向积极政治参与转变，而体制外的消极政治参与则应努力将其祛除。     

土耳其政党体制变革与民主发展

类型学视角和制度化视角是研究政党体制与民主发展关系的两条重要路径。从政党体制类型变迁看,土耳其共和国自成立至今,先后经历了一党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极化多党制和主导党制五种政党体制。转型时期,世俗精英通过军队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成为政党体制变革的直接原因,世俗化与民主化的矛盾是推动政党体制变革的根本动力,社会动荡与经济危机是政党体制变迁的诱发因素,欧盟是影响土耳其政党体制的主要外部力量。土耳其政治转型的过程,也是其政党体制不断适应政治现实,发挥自身功能,逐步确立在政治生活中核心角色的过程。当前土耳其处于民主巩固的历史阶段,在政党体制制度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当代埃及军队的职能演变与军政关系调整

纳赛尔时期埃及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军人政权。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的惨败打破了这一模式,促使埃及军队向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埃及政府出现了文官化潮流。然而,由于纳赛尔军人政权导致的路径依赖,埃及的政治经济转型困难以及军队的自利行为,埃及军队现已演化为国内最强大的利益集团之一,其政治立场日趋保守。     

以反恐为名的冷战征伐——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军事打击利比亚决策探析

利比亚因其石油资源丰富、地理位置独特一直是美苏冷战争夺的焦点。1969年卡扎菲夺取政权后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在北非、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形成挑战。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利用军事挑衅、公开制裁、隐蔽行动等多种手段力图颠覆卡扎菲政权,并在经济制裁无果、隐蔽行动流产的情况下,借反恐之名对利比亚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是美国综合考虑军力对比、政治宣传、冷战博弈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因素做出的战略抉择,也是美国在西亚、北非推行冷战安全战略的必然结果。     

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

元朝把云南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为滇东北地区再次带来了开发和发展的契机。通过军事征讨、政治统治、屯田、驿站设置、设学,该地区有了较好的发展,同时,该地区也形成强大力量与中央王朝相对抗,对统治极为不利。明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其采取分而治之、土流并治的政策,使之不能再形成强大势力,稳固了统治。     

再论桓楚政权性质 ——以桓玄荆州军事势力为切入点

桓玄代晋是以桓玄为核心的地方利益集团在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下以军事势力为后盾并巧妙的运用政治策略取得成功的,而这个利益集团在军事上主要依赖的是荆州军事力量;就这一点而言,桓玄桓楚政权具有很强的地著性。这股力量是桓氏家族在近半个世纪中培植起来的,桓氏家族掌控荆州军政近半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荆州地方势力相结合,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桓氏家族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核心、保护者和代表者,荆州地方势力则构成了集团的主体;他们相互支持,寻求共同利益的发展,桓玄代晋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凭借强势军事政治力量趁势向下游建康中枢扩展自己利益的结果。     

宋朝朝贡中的额外赏赐

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物品较为丰富,有衣带、银、帛、马匹、戎器、茶、药等物。宋政府意欲通过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一方面,宋朝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在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颇见成效,因战略需求,北宋政府将丰厚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实施效果相当有限,宋朝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南诏军事制度述略

军事是南诏重要的支撑,是南诏与唐朝、吐蕃政治博弈的资本。深入分析南诏时期的军事风尚、军事职官体系及军队组成,以揭示南诏军事制度的特点,有助于全面认识南诏的社会与历史。     

简论西夏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唐末以来,在诸多政治和军事集团的并立与混战中,党项及其政权之所以异军突起,倚靠的不仅是统治集团日益增强的军政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控制区域内持续发展的多种类型的经济,这包括兴灵地区的平原农业、银夏地区的山地农牧业、河西走廊地区的绿洲农牧业。发达的交通和贸易正是不同经济区域得以沟通乃至形成对周边地区民族经济辐射的关键因素。     

魏州（大名）兴衰初探

魏州（大名）的兴起有较大的偶然性,特殊的政治形势将其推上了历史前台。而特殊的地缘优势和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大运河的开通又为其迅速繁荣提供了保障。经过长期发展之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大名又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孟德斯鸠论政治品德评析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了政治品德.在政治品德与私人品德、宗教道德的关系上,他认为,私人美德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善,政治美德高于私人美德,它追求城邦整体的善;基督教道德使人完全服从于对上帝的热爱、信仰和希望,其实质是教人抛弃现世的一切,去追求上帝.在政治品德与政体的关系上,他把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不需要政治品德;君主政体绝不排斥品德,但品德并非其动力;共和政体的动力是美德.在政治品德的培养上,他提出立法应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试图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在习俗与政治品德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培养纯良的风俗来培养公民的政治品德.他还重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在培养政治品德中的作用.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