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学”与“国学”的各自分工及学理关联

"古学"与"国学",是日本近世两大重要的思想流派.各自的集大成者荻生徂徕和本居宣长,取向上有差异,话语上有分别,但学脉上有关联,观点上有承袭.在将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植入自己学说体系内,并为它们营造可以连续生长的文化环境乃至政治环境的问题上,两者间并无龃龉,且成为日本近世思想链条上前后衔续、难以分断的两大逻辑连环.     

浅谈日本现代化的思想前奏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起直追,终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启动中,明治启蒙思想固然起了润滑剂的重要作用,但幕府末年兴起的诸种思潮的历史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如果说,明治启蒙思想是日本现代化的一支高亢激昂的思想进行曲的话,那么幕末的诸种思潮就是一曲低沉浑厚的思想前奏,尽管其中还夹杂着并不和谐悦耳的旋律或音符。探讨日     

在高等教育变革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高等教育变革,就是要大力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重铸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在这一变革过程中,要通过塑造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培育大学生的自由精神、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来不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庞杂的精神糟粕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精神支柱是武士道,还有日本神道教、佛教和儒学中的思想糟粕以及“神国”、“皇国”观念和史观。进入近现代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沙文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奉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因此,是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的大杂烩。     

当前日本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动向与制造企业的调整和变革

面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关于制造业发展模式的争论,以探讨知识经济时代的制造业如何发展为目的,本文对当前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做一简要的实证分析。即分析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实际发展状况、当前日本制造业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特点,分析和探讨日本制造业企业调整与变革的基本方向。以事实说明制造业在当代日本经济中的位置、产业政策及企业变革对其成长产生的实际影响。     

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 ,他一生直接或间接参与创办和经营的企业多达 50 0余家 ,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近代产业部门和行业。不仅如此 ,涩泽荣一在从事大量企业活动的同时 ,还形成和提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实业思想。他与那些鼓吹全盘接受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的思想家有所不同 ,积极主张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为精神支柱 ,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 ,致力于在理性上排除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推动日本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和分析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将有助于深…     

论日本肉食禁止和开禁的思想因素

自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日本之所以出现了长达千余年的肉食禁止时代,除了统治者的竭力倡导和自然环境的因素外,佛教的戒律和民族意识中的秽的思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因素,事实上最高统治者的主张和规戒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资源.而近代以后肉食的开禁,佛教权威的陨落、佛教戒律的废弛和新兴现实主义思想的崛起,是两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它为肉食开禁的实现提供了思想意识上的可能.     

现代生态运动中东方传统思想的价值与局限——龟山纯生论日本佛教生态思想的现代意义

如何认识东方传统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在今天的价值,是摆在当代思想家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多年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龟山纯生教授重视对日本传统思想,尤其是对古代佛教思想与当代生态思想关系的研究。他对东方传统思想在当代生态伦理建设中的意义和局限性的分析,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代价值、内在逻辑和现实路径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精神谱系的高度凝练,是立党兴党强党的信仰之基、精神之源。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利于回应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又有助于引领大学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担当民族复兴重任。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有助于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发展、提高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成效、激发大学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逻辑体现为目标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通性和方法上的可借鉴性。要从实践层面探究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住房消费

普通居民的住房消费是一个在以往研究中关注不够的领域,本文主要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江南农村和市镇居民的住房消费——从住房的建筑材质、建筑样式和结构、室内外环境、卫生状况、室内陈设等方面作了梳理和探讨,并对十八世纪以来江南居民,特别是农民人均住房的数量和面积、家具的数量、以及年均住房消费的开支水平作了尝试性的估计.     

陆绍明与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

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因其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汇的过渡时代,而具有多个面相。与其时流行的否定传统史学的学术批判不同,陆绍明对传统史学虽也有批驳,但比较客观和理性。为包括传统史学在内的旧学"招魂",是陆绍明的学术志向所在。陆绍明在史学批评上的一大贡献,是他从深层次上提出了中国史学的五次变迁论。重绘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派格局,则是陆绍明史学批评思想中最有建树的地方。陆绍明将传统史学分为尚文派与重笔派,又从诸子与史学的关系入手,将史学分为九家和二十家,虽高明有余,但审慎不足,终究留下了一种不同于今天的史学批评观念,具有学理上的价值。在清季新旧学术价值观的交锋中,旧的学术话语虽明显处于下风,但陆绍明仍代表着传统派批评家发出了声音,使旧的话语体系不至于失语,因此在史学批评的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于辛亥革命之后,史学思想有所倒退,与其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大潮已渐行渐远。     

试论“五四”前后对宗族文化的重新审视

面对当代社会中"宗族复兴"的现象,有必要梳理和分析"五四"前后对家族制度和道德伦理的批判理路,发掘和分析其时审视宗族文化的多元角度和深层动因,追索宗族批判话语的生成背景,体会历史当时的丰富信息,从而对家族文化在新旧世纪的命运能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18世纪乌尔都语德里诗派

乌尔都语文学是印度近代以来一支非常重要的文学。诗歌一直在乌尔都语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1 7世纪后 ,德里成为乌尔都语文学的中心 ,形成独具特色的德里诗派。本文依诗体评介了该诗派的重要诗人及其代表作 ,以图勾勒出该诗派的整体风貌。本文作者自译并引用了该诗派大量诗歌。如果作为历史文献来读 ,它们的意义就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下层女性宗教活动探析

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下层女性宗教活动极为活跃。她们参与宗教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且从中展现了比男性更为突出的实用取向。这与女性的性别角色、社会地位特点,以及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多样性、综合性特征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女性宗教活动的活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下层女性社会活动空间极大拓展。这既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同一时期宋明理学对女性实行禁锢的冲击,也反映出女性的自我角色认同和社会定位处于调整之中。但女性宗教活动具有浓厚的迷信和蒙昧色彩。     

19世纪马克思与阿克顿对民族主义批判的比较研究

19世纪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现象,并且都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且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是,两者的批判目的是迥然不同的。阿克顿勋爵的出发点是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则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乃至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具有强烈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然而,19世纪大师们对民族主义的批判都对20世纪特别是当代西方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认识和研究民族主义也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19世纪印度遗孀法律地位的变革

本文主要围绕印度遗孀的殉葬和再婚问题展开论述,分析了萨蒂的起因以及废除这种习俗的过程,讨论了《印度教遗孀再婚法》的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阐明了在印度遗孀法律地位的变革过程中各派别的不同主张。本文认为,殖民时期法律的建构确实为印度社会的变革打开了门扉,但是它与印度人民的生活存在着不小的疏离感。对于印度人民来说,法律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仍然是有待努力的。     

列斐伏尔与20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

文章比较分析了列斐伏尔、海德格尔、赫勒与科西克等几位20世纪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他们从不同角度共同发现,日常生活已非人类可以完全信赖与依托的"精神家园",而是无可挽回地趋向异化、沉沦与单调平庸状态。但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认为日常生活并非无可救药,仍然是一个充满着巨大创造潜能与希望的世界。     

“和谐政治”:弗里德里希二世及18世纪普鲁士的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是欧洲绝对君主制的变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制形式。文章以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的普鲁士为例,通过剖析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性格、态度及其治国术,考察普鲁士开明体制下君权与官僚制度、等级议会及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考察开明专制时期普鲁士经济政策和国家建设的特点。文章认为,弗里德里希的开明统治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目标,依靠制度规范、法制建设,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和谐",并由此影响了普鲁士的政治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延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