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刘格平同志

格平同志是我所崇敬的优秀的民族工作领导者之一。我和格平同志相识于1946年,但早在我青少年时代,他就是津南地区贫苦回汉群众中广为传颂的“红毛子”,是我心目中崇拜的一位英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我和格平同志又有过几次工作接触,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对党的忠心耿耿,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民族工作的倾心关注,对同志的慈祥亲切,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今年三月,惊闻格平同志逝世的噩耗,深感悲痛,痛惜我党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民族工作领导者。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生平事迹,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顾格平同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     

琦而不奇 不奇而奇——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王琦

正王琦(1918-2016),别名文林、季植,重庆人,擅长版画、美术理论。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1938年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早年在武汉政治部三厅、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曾在重庆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并当选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香港人间画会理事。1949     

车文龙:筑梦摄影

与车文龙相识已有四五年,因为我们在同一栋办公楼上班,在很多工作的场合经常偶遇。一直以来,他给我的印象都是儒雅、谦虚、从容、大度的君子范儿,我对他的了解也只限于他现在的工作职务——民族画报社社长、总编辑。美酒并不是一天酿成的。     

好酒本是农家酿

与荣海老兄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渊源颇深。说来真是有缘，我们两人至少有“四同”，即同乡、同姓、同事、同好。他的家乡是山东曹县，我的原籍是山东定陶，两县县城相距不过20公里，唇齿相依抵连在一起，因此在北京是小老乡。我们不仅都姓李，而且有意思的是我家的家谱到我这一辈也是“荣”字辈，我的三个姐姐都是按“荣”字起名的，只不过生我时父亲没有按“荣”字起名而已。     

刘岘与鲁迅

正刘岘(1915—1990)自幼喜爱绘画,1932年,17岁的他看到一本外国小说的封面和插图,那木刻画的黑白线条产生的艺术魅力,令他万分惊异和痴迷,便立志自学木刻。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尚没有木刻作法之类的书籍,刘岘好不容易找到日本出版的旭正秀著的《木刻作法》和织田一磨著的《版画作法》,成为他初学木刻的教材。他又从鲁迅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这套木刻组画,是藏族青年其加达瓦所作。作品的内容,就是他自己的血泪童年。其加达瓦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但解放以后,党已经把他从奴隶培养成了大学生。现在,他已从四川美术学院民族班毕业,走上了社会主义文艺战线的战斗岗位。其加达瓦在解放前后的不同境遇,向我们鲜明     

五十六年前的婚礼

三年前的3月8日，与我相濡以沫50余载的亲密战友鲁生离我而去，三年来我日思夜想，沉浸在不尽的追忆之中。1946年我读师范的时候就在太岳《新华日报》上看到过鲁生同志的文章，当时他已经是很有名的记者，后经人介绍同他相识。清秀英俊，举止优雅，以及他的贫苦出身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春，我们的婚礼在太岳新华日报社举行。当时报社是在沁河畔的阳城，由一座漂亮的小楼和几座四合院组成。婚礼的地点是食堂大院，院里站满了人，婚宴的伙食是白菜炖肉和黑面馒头，这已经是战争年代最好的婚宴了。院中间摆了两张桌子，是社领导、证…     

浅谈木刻版画中线条表现的独特魅力

版画是视觉艺术的一个独特的门类,具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版画中对于线条的表现手法与其他的视觉艺术不同,而且版画又作为一个较大门类,其中包含的多种版画艺术对线条的表现形式又多有不同,于是各版画艺术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线条的表现方法以及魅力都各不相同。其中,木刻版画又作为一种较为传统的版画技艺所存在,木刻版画的线条美有着独特的魅力和韵味。在木刻版画中色调朴拙,线条代表动感,暗示力量,在整体的艺术创作中发挥着连贯整体画面的重要作用,刀与木的碰撞无不将这一传统技艺中的线条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线条美不论行家于否,都能真切地感受些许,那种震撼,那种韵味,使观众在欣赏木刻版画的时候,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刀刻之美,线条之美,使观众能够感受到版画中画面与线条的和谐统一所形成的艺术魅力。木刻版画中的线条之美深深地影响了民间的创作,从而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生命力。     

他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我与白寿彝教授相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们都在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工作,他任回协副主任,我任秘书长,相处得很好。我们除了一块工作,还一起搞研究、编写《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一书。这使我得到了一个向他学习的好机会,深感白教授学识渊博,爱好广泛,朴实、诚恳。对工作一丝不苟,高度负责。十分使我感动与钦佩的是,白教授对本民族的感情至深,为本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做了重要的工作。     

《马颖生史志论著选》序言

10多年前,因与马颖生先生共同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近代昆明城市史》而相识、相熟。那时,他还是一个30多岁的青年人,热情、认真而又谦逊谨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以后,他晋升为正高职(编审),然而他除了显得成熟、成果更多以外,其他的东西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我与颖生的交往始终没有间断,除了出席一些共同参与的会议以外,就是对史志中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他对学术问题的执著探讨,敢于坚持自己认准的意见,也能虚心接受他认为比较正确的意见,都是难能可贵的。近日,颖生把自己公开…     

我看学智

我和学智相识,已经快三十个年头了。我们属于那种平时来往不多,但却很合得来的朋友。这“合得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有书法这个共同的爱好,因而共同的思想与语言便多;二是在为人处世方面,我们也有些共同的地方,譬如做人的耿直、待人的诚恳、追求的执著、办事的认真、作风的俭朴等等。这两个原因之中,我更看重后者。因而可以说,我们之间友情的牢固存在,也是我对学智的人品道义的一种赞赏与肯定。 学智给人的“表面”印象,总是慢条斯理、不温不火,不见他有匆匆忙忙的时候,也不见他有“着急上火”的时候。但这只是学智的一个方面,是一种尚属“表面”的现象。这“现象”背后的学智,实际上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激情的人。因而,无论对人对事,学智总有自己的想法,而他只要有了自己的想法,便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因而,学智写起字来总     

美国藏学家金·思密斯及其新书简介

国际藏学界大概不会有人不知道金·思密斯 (E .GeneSmith)先生。如果没有机会亲自认识他 ,也肯定已从他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印度编辑出版的大量藏文古籍文献中熟识了他。 1 996年至 1 997年间 ,我的同学谢科第 (KurtisR .Schaeffer) ① 和我一起在哈佛大学为哈佛维特讷图书馆馆藏的藏文书编目时 ,开始熟悉了思密斯先生。我当时是从思密斯先生编辑出版的藏文文献中认识他的 ,虽然对他的工作和学识了解了许多 ,但是缘悭一面 ,未能相识。 1 997年夏天的北京藏学会议使我有幸见到了他 ,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感到每次和他的见面、交谈 ,…     

雷公山麓“短裙苗”——长批村掠影

不可抗拒的诱惑朋友孙舞阳进了黔东南电视台不久,拿着一部DV便拍出了好几部有影响的纪录片。不久前,他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要去拍“短裙苗”,这是他准备多时的一个选题。他邀请我也一同拍摄“。短裙苗”,这是一个多有诱惑力的名称呀。我赶紧放下手头的文稿,爬上南下的列车,直奔了凯里。事前,孙舞阳专门去雷山县进行了采点。现如今,许多苗寨的姑娘、小伙儿都在外打工,拍摄对象并不容易落实。所幸的是,在雷公山深处的长批村,还有10多位姑娘固守着家园。这正是舞阳的经验所在,他的强项在于他是苗族,通苗话,识民风。和他在一起拍片,也省了我许多…     

尘缘

尘缘李松武我认为所有与我相识的人都与我有缘。要不，世界如此之大，“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人类历史如此之长，为何只有他们在历史长河的这一瞬间、在地球的这一个小小的角落与我相识相伴？我是一个教师。每迎接到一届新生，我都首先向他们述说我们的缘份：为什么五大洲...     

领袖·同志·民族问题的引导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毛泽东,是伟人,是领袖,又是老师,又是同志。这是我在延安时期的亲身感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浮想联篇,夜不能寐,如烟往事涌上心头,仿佛又回到了延安……     

处女地上育花人

一个初冬的日子,我在西双版纳勐海县格朗和的一所哈尼族(当地又称为僾尼族)的中心小学里,认识了傣族校长周德俊。从此,我们两个成了要好的朋友。说也奇怪,也许是因为我们之间太熟悉了,虽然听到他很多的事迹,也知道他是先进工作者,又参加过全国文教群英会,却没有觉得他怎样的英雄,怎样的不平凡。然而,自从学习了雷锋的事迹以后,在我脑子里却总是萦绕着他,萦绕着他在那里办学的那些事迹。     

沉痛悼念马寿千先生--追忆父亲白寿彝和他的学生马寿千

时间飞逝,又是那样无情!父亲白寿彝离我们远去已是5年了,他的好学生、助手和同志马寿千又于春节前归真,离我们而去。我在外公出,意外接到中央民族大学李松茂先生打来的移动电话:“至德,马寿千先生去世了!葬事已办过,当时通知电话他们打到你们家里,家里没人接……”噩耗传来,令我心碎。我没能亲自送走寿千先生,是终身遗憾。想起去年春节期间,两个姐姐与我(在京的,也只有我们姐弟3人)相约,一道去看望寿千先生。他那时身体还算可以,只是比过去消瘦了许多,行走举足困难。他看到我们,又异常地高兴,又是十分亲切!我们称他为大哥,的确他的为人处事…     

以王连芳同志为楷模,为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纪念王连芳同志逝世5周年

王连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对他的思念无时不萦绕在我的心间。每当想起他,不禁思绪万千、激动不已,和他在一起战斗、工作、学习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和连芳同志合作共事了半个多世纪。1947年春,我调到渤海区党委,就和连芳同志在一起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俩一同调到北京。1950年又一起到云南,从此,我们共同扎根云岭大地,献身红土高原。共同的革命目标和信念,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十年来,我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共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始终情同手足,革命友谊坚如磐石。连芳同志不仅是我的…     

谈点民族研究的感想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工作也随之经历了40年的历史,作为民族研究的一名老兵,谈点感想。实际上,我们党的民族问题研究工作今年是整整经历了50周年。它应该从1939年党中央在延安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时算起。对于延安时期党的民族问题研究工作,李维汉同志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作了     

“闷街”

俗话说;脚走江湖口是路。几十年来走南闯北,无论是那舟船密麻的水泽港岔;还是那纵横若织的胡同里弄,就凭心析口问,我皆是悠悠然如踏故土。然而,就在我眼下踏着的故土——只有一条独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小县城——保靖,我倒“闷街”(迷路)了。呜呼,怪哉! “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贺知章这个一千多岁的古人倒是发了个颇通人情的感叹!但他,毕竟只是摇头于他离家而后生的娃娃,并未责怪他那曾经溜熟了的街巷。而我,且不言儿童不识,就是少时同窗,擦肩而过竟稍无驻足又何足叹哉!几十年的时日刀剑,早已给各人的面容刻下了无数更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