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以山东沂南汉画像石为例

汉画像石是汉人在墓室、山崖、石阙等以石为地,用刀作笔雕刻的艺术品。这是一种独特的雕刻艺术,简单来说就是在石材上雕刻的画作。这种艺术形式多是古代一些有钱的人家为自己的墓室雕刻的,多半是墓室的主人和家属同画工们一同创作,前者提供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由后者完成雕刻等创作。汉制规定,皇帝和王侯被封后第二年就可以开始建墓,可以用征租税收入的1/3建造墓室。墓室主人生前可以开始营建祠堂、墓室。其实,汉人对自己去世以后的居所是十分在意和重视的,从这点可以判断墓主很有可能也参与了汉画像石的设计,至少提供了自己的想法和目标。尤其是作品中的历史故事和祥禽瑞兽很可能就是墓室主人自己拟定的。墓室主人及其家属在提出自己的目标后让画工以及石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来创作。画像石制作的流程是:石工预制石材—画工在制好的石板上绘好线条底稿—石工用刀、钻等按照画稿雕刻—画工彩绘。其中最能体现汉画像石艺术特点的则是匠师们复杂多变的雕刻手法。     

汉画像石的平面设计语言元素分析

画像石是一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并在汉代登上巅峰的墓室雕刻艺术形式。与其它时代的雕刻艺术相比,汉画像石在材料、工艺及画面视觉效果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汉画像石不仅雕刻技术较为丰富,且具有极强的平面设计装饰效果。研究并挖掘汉画像石中的平面设计语言对提升现代设计作品文化内涵、增强艺术价值都能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对于现代设计来讲,应从画面、色彩、构图等不同的角度探究汉画像石的设计语言,并尝试将其融入现代设计作品之中,进而更好地提升平面设计作品的整体质量。     

汉代画像石牛郎织女题材的图像形式研究

早在西周时期便有文献对牛郎、织女星的记载,到汉代逐渐形成了神话传说的故事框架和基本情节.本文通过对汉画像石中牛郎织女图像的分析研究,从图像的角度发掘牛郎织女题材在汉画像石表现的神话故事瞬间,研究其星象、人物、动物等具有的象征意义.     

山东昌乐汉画像石及拓片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探讨

山东昌乐是汉画像石的重要出土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地也在积极探索汉画像石及拓片的保护与利用。山东昌乐汉画像石数量多、分布广、特点鲜明,具有较长的发展研究历史。汉画像石的拓片制作工艺流程复杂,拓片的拓印需要注重很多细节工作。山东昌乐汉画像石的保护存在重视程度不足、自然侵蚀严重、公众保护认知度不高、资金保障不足等诸多的问题,应当采取有效举措推动山东昌乐汉画像石及拓片的保护与利用。     

山东西南地区汉画像石中“马纹样”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山东西南地区"马纹样"的形象研究作为切入点,运用李砚祖《装饰之道》的观点分析纹样的滥觞与发展,并且融入中国传统吉祥主题的美好寓意,寓意"马纹样"的文化精神。本文分析鲁西南汉代画像石"马纹样"的构图,分析"马纹样"的线条造型技法,分析"马纹样"的表现技法,技法包括平面浅浮雕、阴线刻、凹面线刻、及凸面线刻或者综合技法。最后分析鲁西南"马纹样"各地区艺术风格的区域性差异,及时间因素、个人因素共同造就了雕琢风格上的差异以及反映在孔子"文质彬彬"的思想升华。     

事死如事生——浅析汉画像石丧葬观与生命观的统一

汉代社会崇尚孝道,盛行厚葬之风,也崇尚天人合一,强调生命永恒的生死观念。这种丧葬观和生命观直接影响了汉画像石的表现内容。汉画像石与墓室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图像配置体系成熟,囊括人间生活和世间万物。汉画像石中祥瑞及升仙图案体现了汉人丧葬观与生命观的统一,现世画面不仅为墓主死后服务,也充满了人间气息。这些汉画像石的内容展示了汉代的丧葬观念,也体现了汉人放眼宇宙的气魄和追求永恒生命的态度。     

从解释社会学到解释人类学——谨以此文纪念人类学家格尔茨

本文主要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上探讨了解释社会学和解释人类学的相同之处,二者都认为自然界和社会文化领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因而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采用理解的方法对意义进行探求。在此基础上,从“社会行动”和“深描”这两个核心概念入手,分析了格尔茨对于韦伯的承袭:他们都是以社会行动为切入点,以行动者为导向,都采用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最后,对比了他们对解释的评价标准以及所采用的参考模型。     

浅论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的意义

西汉帝国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并不仅仅只是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战争,更多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在东方历史上的第一次激烈对撞。不过终汉武帝一朝,汉匈战争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不但改变了匈奴的命运,更把西汉帝国拉入了一个无法走出的怪圈,并一直延续到了其被灭亡的最终。本文将立足于汉匈之间的政治关系,结合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不断萎缩的现实,论证汉匈战争性质改变的全过程及其意义。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秦在巴蜀地区的民族政策试析——从云梦秦简中得到的启示

秦是第一个正式统一巴蜀的王朝。从秦国灭蜀亡巴(前316年),到秦二世亡秦(前206年),秦在巴蜀地区经营了一百一十年左右。在这一段历史中,秦是怎样对待巴蜀的土著居民即少数民族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过去,由于有关史料甚少,无人从此角度进行研究。但在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有大量关于秦的民族政策的律文,其中还有直接涉及巴蜀地区的材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从历史文化探究汉藏族的渊源关系

每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生存、发展的轨迹和文化基因,从中我们可以探究各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相互的渊源关系.从古至今,汉藏族共同生存于同一个地理板块,两个民族历史文化关系源远流长,许多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史前文化时期中原与西藏就开始了互相接触和影响.对民族称谓、语言、文化和生物学遗传等多个层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证明汉藏关系悠久而深厚,从而也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形成历程.     

洁净一方 繁荣一片——记侯启光二三事

侯启光,回族。他到北京宣武工商局的时间并不长,但政绩突出。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今年第5期祥细报道了宣武工商局的新面貌。 1988年,侯启光由牛街地区党委书记调任工商局长。这个部门拥有较高的职权,“六管一打”的覆盖面很宽,因此也最容易在廉政方面出现问题。兼任党组书记的侯启光深感责任重大,在统一了局党组一级领导班子的认识以后,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小组的第一个有力措施就是让监察科科长参加局长办公会议。侯启光要求全局上上下下支持“三拒”(拒吃请,拒收礼,拒说情),坚持每季度公布有关廉政建设的数据,发现典型事例迅速通报全局,一定要造成一个雷厉风行的廉政建设的环境。为了早日形成这种环境,他     

图像符号与意义建构:一项城乡儿童读图的民族志研究

图像是儿童最早接触、最熟悉的符号系统。读图时代的图像符号更强有力地建构了儿童的意义系统,全球化时代共享的图像符号却可能造成意义的分化。为了揭示儿童的图像世界及其意义建构,通过挑选、整合英语教材插图和儿童绘本,形成家庭空间、礼物和亲情三个图画主题,对城市儿童、流动儿童、村小儿童三类群体进行了儿童读图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图像在生活方式、感情表达和父亲角色三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塑造了偏物质—消费、西方—城市的价值取向;儿童与全球化图像符号的距离与行政距离相似,城市儿童的认同度最高,流动儿童的压迫感最强,乡村儿童的解释保有能动性。     

近十年来我国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特点及意义

文章对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内公开出版的汉藏语比较研究成果①进行梳理,发现这10年间我国汉藏语比较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成果丰硕,认为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回顾有助于把握中国藏语文研究发展的动向,对今后的藏语文研究工作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     

本土解释在人类学理论、方法上的意义

作为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时,首先是调查它,弄清楚它的文化现象,然后来解释它,在这个解释中,要注重本土解释.重视本土解释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使我们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尽量做到研究的客观性,获得客观的资料,尽量克服本民族文化或其他一些文化观念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偏见和影响;做本土解释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相互理解.     

从浙江畲族婚姻看畲汉关系的变化

近现代史上畲汉关系比较紧张,互相极少通婚.1987年,我们到浙江省建德县调查畲族的文化习俗,发现这里的畲汉关系已有很大的变化. 从调查情况来看,在里叶乡小泉村的已婚男女中,第一二代人(第一代人指现年80岁以上者)里有2个畲族男子娶汉族姑娘,1个畲族女子嫁给汉民.在第三代人中,由于他们到达婚龄时已生活在新社会,畲汉人民之间的关系已有明显改善,故有4个畲族男子娶汉女为     

从王昭君的婚姻看西汉时期胡汉婚俗差异

王昭君初嫁呼韩邪单于,单于死后再嫁新单于雕陶莫皋,其婚姻反映了匈奴的收继婚习俗。作为西汉人的王昭君,其婚姻形态是当时异族通婚中的一种。同时,她的婚姻也反映了汉族与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婚俗的差异。     

将“深描”理论应用于文化的解读——读《文化的解释》

深描理论旨在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考察异文化,实现对他者意义结构客观公正权威的解读。格尔兹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从事的田野实践,即是以深描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了东南亚地区的宗教、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变迁及原始部落的日常生活等,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为《文化的解释》的民族志经典。但是这一理论并非无懈可击,其逻辑困境在于,借由解读的解读如何处理主位解构与客观描写的矛盾,使其预设目标与现实间横跨着近似无法逾越的鸿沟,导致深描下的跨文化理解落入神秘主义的窠臼。     

生态哲学的范式转换：从生态中心主义到无中心主义——从西南少数民族生态哲学中得到的启示

生态哲学范式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第一次飞越性转变,但是还是没有摆脱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也就无法改变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关系。未来生态哲学的发展还需要实现从生态中心主义到无中心主义的第二次飞越,才能真正建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模式。西南少数民族生态哲学的“物我同源”本体论、“天人合一”自然观、“我亦物也”价值观和“顺应自然”实践观中所蕴藏的无中心主义思想,为生态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非常值得深思的理论进路。     

从神性走向人性——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解读

奥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是文艺复兴盛期最为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精力充沛,多才多艺,在众多领域中都堪称领袖,绘画也许是他最不擅长的一项工作,但一幅<蒙娜·丽莎>足以让他名垂画史,<最后的晚餐>更是在基督教艺术中的典范之作.画中描述的是<圣经>中记录的十分重要而又具有戏剧性的事件--基督和他的使徒共进最后的晚餐.画中的人物从左至右分别为:马太、小雅各、安德烈、犹大、彼得、约翰、基督、多马、大雅各、腓力、马可、犹得、西门.人们可以在<新约>的四篇福音中找到相关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