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史学有显著不同的史学形态。自1902年梁启超先生开创"新史学"来,中国近代史学在"科学化"的风气下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与继承,在包括对历史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态度等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催生了我国史学的蜕变,也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对中国当代唯物主义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探讨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考察史学科学化,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史观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史学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三阶段

中国古代史学,有记述边疆各民族史事、社会的传统。近代边疆危机的出现与加深,边疆史地之学兴。于是对辽、金、元三史的研究蔚成风气,而《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论》、《朔方备乘》、《西伯利东偏纪要》等北方史地与民族的著作,可以说开了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先声。 1902年梁启超先生发表《新史学》一文,可谓中国史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发昏震聩的一大变局。在该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他指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     

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

20世纪中国“新史学”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特别是作为“新史学”实践与建设核心内容的社会史研究,几乎从20世纪初一直持续到现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影响十分广泛,因而当今学林众贤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成果的回顾和经验总结的探讨成果层出叠见。本文就史学名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实践与建设做出的开拓创新贡献作了全面的论述。     

二重证据与西藏古史重构——论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对西藏新史学的影响

文章认为,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是西藏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将西藏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相互结合起来重构西藏古史,从而开拓出西藏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路.这种"二重证据法"同时也体现出20世纪以来史学潮流的新变化,作为老一辈藏学家的恰白·次旦平措先生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从而对西藏新史学流派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代西藏研究:藏学与国史学的交融

藏学是一门以中国为故乡的国际"显学",国史学则是以新中国历史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科.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研究当代西藏问题需要藏学与国史学的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沿着这一学术理路,我以"当代中国的西藏"为研究领域,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为主线和重点,将当代西藏研究贯通于国史学中,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略谈白寿彝回族史学研究史的分期与特征——兼论新时代对贵州回族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白寿彝回族史学研究史可以划分为回族史学研究的起步及新中国成立前的探索和发展阶段、回族史学研究的新生及新中国成立早期的曲折发展阶段,以及回族史学研究的勃发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大发展大繁荣等三个阶段。其基本特征表现为:白寿彝回族史学研究史是在爱国主义精神引领下的研究史,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和指导下不断创新的思想发展史,是始终与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时代要求相呼应的历史。白寿彝回族史学研究史,不仅在理论、方法、经验以及治学态度等方面对贵州回族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贵州回族史学研究的方向、条件、保障、研究策略以及研究维度等方面给出了重要启发。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研究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由近代发展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学科发展收获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开拓方面,还是研究问题深入方面,均是前无古人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序进行研究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研究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由近代发展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学科发展收获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开拓方面,还是研究问题深入方面,均是前无古人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序进行研究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传记史学发展状况概述

传记史学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行为个体的人生经历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传记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史记》中的本纪、列传是传记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梁启超的传记创作及理论研究则对传记史学从古代向现代过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国以来,中国传记史学在经历了一些困境之后,迎来了它的研究高峰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传记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对传记史学的起源至当代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对传记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     

关于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内容的思考

在梳理白寿彝先生等关于少数民族史学史论述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是我国历史上和当代各少数民族史学的历史。其研究内容包括少数民族史学家、以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史学著作、少数民族所建割据政权的修史机制和修史活动。少数民族史学史的任务是探讨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所研究的方面包括各少数民族史学本身的发展,各少数民族史学在发展中与该民族其他学问方面的关系,各少数民族史学之间及其与汉族史学的相互关系,少数民族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少数民族史学对本民族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影响。同时,文章对如何开展少数民族史学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连续性与断裂性——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范畴流变

中亚如今已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对外知识视野与知识需求日益关注的区域.古代中国在“西域”认知层面的长期传统以及二战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中亚”认知中占据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中亚”认知的两种连续性;而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断裂性:即传统“西域”认知与二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亚”论述之间的断裂.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变迁摆脱了传统的西域视野,开始纳入地缘政治的视角,成为接续后来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下的中亚主流认知的概念基础.因此,如何厘清和分析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流变,就成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西域话语和当代中亚话语之间转变与衔接的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以近代报刊文章的相关叙述出发,对近代中国知识界就“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流变过程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20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

本文简要回顾了 2 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成就 ,特别是从族别史研究 ,经民族关系史到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学术发展历程 ,分析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三大阶段的基本特征、核心目的与任务 ,从时空变化的基本视角检讨了理论认识与民族史学发展的密切关系。本文认为 ,从族别史研究发展到民族关系史在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80年代后期兴起的“族群关系理论”对民族史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史观 ,促进了民族史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和发展。     

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中亚在历史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要冲,如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基于对中亚历史性定位及其近代变迁的梳理,本文对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了分析性叙述,梳理了中亚民族学的既有脉络并概括了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重点,认为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会为当代中亚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之间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结合中国的相关研究,如何处理好包括历史学、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以中国为主体与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     

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史的知识社会学初步考察:一种民族学视角的社会理论反思

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重新将清朝官修史学的民族多样性缩减成为以儒学为核心的史统,后来的中外学者或者从儒学与皇权之关系、或者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意识形态史.这样一种眼光将元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多元性转变成了国家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并进一步在中西关系的知识格局中来审视今日中国,而没有看到,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兼具宗教与知识性格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意识形态史之转型的意义.本文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学者的儒教中国论、佛王治世说和元代的知识格局变迁,认为从凉州会盟以后,藏传佛教体系进入中国,中国的意识形态史从儒学中心的结构时代进入了多元意识形态关系史的时代,这一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或将对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研究有所裨益.     

人类学与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层面的同异研究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一定的案例分析.比较研究了人类学和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在编史理论与方法上的同和异,认为二者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对科学技术史研究以及人类学和女性主义均具有重要意义.     

王远大先生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研究访谈录

王远大先生以"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为研究主题,先后翻译英、俄政府有关西藏的多种档案280万余字,出版专著《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为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文章以他的学术发展经历为切入点,通过访谈,对他的人生经历、学术研究过程、研究路径等进行介绍,探讨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的研究意义以及相关问题。     

民俗·遗产·旅游: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乡村研究是人类学关注的传统话题,也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以来的汉语人类学界,除了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开创的村落研究等早期议题外,仅以改革开放后建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为例,就先后组织过"人类学与乡土中国""游牧与农耕"以及"人类学与乡村振兴"等专题研讨。如今面对挑战和跨学科研究的介入,还有许多有关乡村的议题值得展开,包括乡间民俗、乡土遗产与乡村旅游以及彼此交织构成的错综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白寿彝研究

白寿彝先生是中国当代历史学界的宗师、巨匠,他不仅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史学理论等研究领域功勋卓著,而且是中国回族史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2005年是白寿彝先生诞辰96周年,逝世5周年。本文拟从以下六个方面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白寿彝先生在各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以示纪念。一、白寿彝先生学术成就的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先生撰写的《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浅论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史研究意义

我国的基础美术教育发源于近代,研究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史对今天的基础美术教育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弥补了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空缺和不足,对当下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启发作用,并且能够促进美术教育学科建构。     

《旧约》历史书中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孔子编修鲁史《春秋》的手法,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为基本内涵,又称"春秋五例",为后世史家继承。作为中国古代史家记述历史的主要手法之一,"春秋笔法"又具有超越一家史学的重要意义。《旧约》历史书是希伯来圣经史学性质的集中体现,在叙事艺术和文化内涵两方面都与"春秋笔法"遥相呼应。用儒家经学之"春秋笔法"来解读圣经《旧约》历史书,是一种理论创新,二者的对话具有比较经学、叙事学以及阐释学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