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翰林学士知贡举与科举制度及文风变革

宋代翰林学士是当时文化建设和文风变革的重要力量。从太宗朝以后,翰林学士知贡举成为常例;尤其是仁宗、神宗和哲宗朝,翰林学士知贡举的情况更为普遍。知贡举是翰林学士最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最能产生直接影响力的角色活动,其主要体现为翰林学士对科举制度规范化所做的贡献,以及对"太学体"的排抑等。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宋代翰林学土院诸制度述论

本文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宋代翰林学士院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论及范围包括翰林学士的组织编制、铨选标准和方式、并惩类别、草制程序、入值制度、保密措施、俸禄标准。在宋代翰林学士的素质、地位、权限，以及是否加知制诰等一系列意见分歧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宋代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

宋代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有一套严密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宿直、儤直、宿直的员额、锁院等方面,但有的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儤直的现象较为多见,从宿直的员额看,至南宋时不少是一员独直。学士院的锁院极为严密,有着具体的规定。直接禀承帝王旨意与接受中书熟状,翰林学士草拟制麻时,都得锁院。     

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

唐代的中书舍人,同其他几种重要的职事官一样,在唐初就遭到使职化,其草诏职务逐步被各种词臣接手。安史乱后,则主要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取代。但这个使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且漫长。唐朝廷其实在行使一种"双轨制",有时候用中书舍人,有时用其他使职,端视当时情况和个别皇帝的需要而定。到了唐后期,中书舍人更演变成一种本官(类似宋代的寄禄官),中书舍人可以用此本官去充任其他使职,如翰林学士和知贡举等。这是中书舍人使职化的最明显征象和结果。到了北宋初期,这个使职化过程才完成,其时中书舍人已演变成单纯的寄禄官,不再有草诏职事,和唐代的本官一样,只是用以计俸料、定班序而已。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三旨相公”有感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仁宗时进士,通判扬州,召直集贤院,修起居注,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等。神宗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执政),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据《宋史·王珪传》记载,王珪"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作为宰相,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唐代武举小考

唐科举分为定期举行的贡举和不定期举行的制举两大类,贡举又有文科与武科之分。贡举文科的省试,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以后,由礼部主持,称为“礼部试”。贡举中的武科就是武举。武举省试由兵部主持,称为“兵部试”。     

翰林学士与北宋熙宁变法

宋神宗熙宁时期,翰林学士对熙宁政局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是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获得神宗的赏识,最终而为参知政事.另一翰林学士司马光,则自始至终代表守旧派,反对熙宁变法.翰林学士分成两大阵营,一派主张变法,拜相前的王安石,作为翰林学士,他是代表人物,其他主要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元绛、邓绾等人;另一派则反对变法,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其代表,其他主要人物尚有范镇、滕甫、郑獬、吴充、吕公著、杨绘、韩维等人.两大阵营政争的结果,守旧派落下风.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后,其阵营中的翰林学士也出现分化,对熙宁变法产生过严重的消极影响;至其第二次为相,翰林学士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