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与北宋边塞诗比较

唐代的边塞诗代表着唐人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 ,宋代也有边塞诗 ,但其风格与唐代迥然不同。就唐和北宋两代的边塞诗从内容、风格上加以比较 ,并就其形成的政治原因加以探讨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刘禹锡的七绝贡献及其地位

唐代诗歌中以七言绝句所拥有的读者为最多。唐人七绝的高手甚多,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李白、王昌龄、李益、刘禹锡、杜牧、李商隐。处于中唐的刘禹锡,其七绝创作在题材和表现方法方面,对盛唐李白、王昌龄等既有继承,更有突破,形成独特风貌,从而也确立了很高的历史地位。本文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刘禹锡在七绝方面的贡献作了全面的论述。     

王安石七言绝句新议

王安石创作了大量七言绝句,他的七绝深婉精工,与他“尚用”的文艺观相比,其七绝创作却十分注重艺术技巧的追求。他的七绝风格形成既有他性格和境遇的因素,又与他对前代诗家转益多师密不可分。     

唐人创作论

唐人创作论黄炳辉唐人对创作有许多论述。可惜在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很少谈到唐人创作论。严格地说，风格论也应该包括在创作论之中，由于唐人在这方面论述也很多，故另有专文讨论。创作论应讨论以下几个方面：创作动因和创作思想...     

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唐代文论“自然”论

唐代文论"自然"范畴的内涵可以从美学追求、创作论和风格论的角度予以概括。美学追求方面,以浑然天成为特征的自然美是唐人最高的美学追求;创作论方面,唐人以"起于无作,兴于自然"为理想的创作状态,并认识到"自然"并不排斥技巧,不排斥构思创作中艰苦卓绝的锤炼;风格论方面,唐人以为,"自然"是一种以"不露造迹"为主要特征且容涵"绮丽"、"怪奇"、"平淡"的诗文风格。文论史上,唐人首次将"道"与"技"联系起来论述,认识到构思创作中的锤炼是作品"自然"风貌和自然浑成之美的产生基础,肯定了"人为",丰富了"自然"的内涵。这标志着唐人走出了六朝文论的思辨氛围,开始关注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这是"自然"理论的一次"转向",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世"自然"理论的讨论范围与体系建构。     

浅谈杜牧七绝诗的艺术性

杜牧的诗歌,风格俊爽清丽,独树一帜,“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他的七绝诗尤为后人称道,杨慎沦唐人绝句时说:“擅场则王江宁,骖乘则李彰明,偏美则刘中山,遗响则杜樊川。”这种评论是比较公允的。杜牧的七绝诗好在哪里,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以“远韵远神”概括,未免笼统、含糊。杜牧七绝的艺术性,值得进一步探讨。杜牧的七绝诗,就其内容可分为咏史和写景抒情两大类。他的咏史诗,善用翻案法,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见解独特。杜牧少有大志,注说兵书,向往贞观之治,这首诗意     

从郑谷《淮上与友人送别》探析咸通之后之七绝

晚唐诗人郑谷的整体创作成就不高，而其以《淮上与友人送别》为代表的七绝却颇佳，诗人对绝句这种诗体的刻意锤炼和受民歌影响而增强了语言上的可歌性及对含蓄的自觉追求以及写情写景的细化、深化，而扩大抒情功能这一点恰是其七绝能够作得好的重要原因，也是晚唐咸通之后七绝整体成就仍较高的重要原因。     

文莹笔记中的文学思想

文莹具有独到的文学鉴赏眼光,对于宋初诗文的论述精到,其文学创作论和风格论的探讨更是鞭辟入里.文莹笔记《湘山野录》、《续录》和《玉壶清话》中包含着深厚的文学思想.他追求“清雅”、“风骨”,主张在“唐人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宋诗独特的风格.此外,其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的诗文、断句,对研究北宋时期重要的文人和文学思想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试论中晚唐七绝的发展趋势:徒诗艺术的扩张和深化

前人大多认为,相对于盛唐七绝的主气、讲究兴象风神,中晚唐七绝则是"以意胜"或"主意"的,这一看法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七绝从盛唐到中晚唐之流变的起点。七绝的由盛唐入中晚唐同时也是七绝体制本身从以乐府体为主向以徒诗体为主的发展过程。相较乐府体,徒诗体更重视纯粹的语言艺术,所以徒诗艺术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绝句在题材上的扩张,并促使诗人更重意匠经营。中晚唐七绝"主意"或"以意胜"的特征,正是绝句中徒诗艺术不断增加之后导致七绝写作在题材和数量上激增的结果,由此形成七绝艺术在整体上平实、平浅乃至平庸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过来又加剧了徒诗体七绝创作中一直以来对造意的追求。上述两方面看似矛盾,实则是七绝体制内部矛盾运动的表现,并共同构成中晚唐七绝的发展趋势。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论宋祁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在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宋祁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与其兄不同,其诗更显"宋诗"的特色.在诗歌内容方面,他对内心世界"怨愤"的抒发,开拓了宋诗题材的表现内容.诗歌风格方面,由早期的绮艳转向晚年的沉郁、奇涩.宋祁很快抛弃了早年诗中的浓辞丽藻,而代之以奇字俗语.在艺术表现上,其诗善用典故、意象以表现深沉的情感,同时也不乏直抒胸臆之句,充分体现出其诗的过渡特色,为宋诗另开"精工"一路,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略论孙光宪词对北宋词坛的影响

孙光宪的词创作在晚唐五代词坛是很有特色的,其最大的艺术特征便是洋溢于其中的勃勃生机。这一特质使得其词作无论是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极富个人风格,并给北宋词坛以一定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孙光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虚词、叠字、象声词及俗词的运用上;在布局谋篇方面,孙词中“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特色在很多北宋词作中都能看到;而孙光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更是给北宋的一些词加以极大的启示。因此,孙光宪在唐宋词发展史上应占据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论“北宋风流”——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北宋词的特征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极力称赏北宋词,谓之"北宋风流".静安先生自己也承认,北宋风流的本源则来自于晚唐五代,盖因其"真"与"广",加上作词的自然摇曳,便构成了北宋风流的本质.     

宋词联章现象探讨

宋词联章体共有普通联章、鼓子词、转踏、大曲、法曲等五种,普通联章又有同调次韵、同调异韵、同题异调等类型。联章词突破了篇幅、字数的限制,为扩充容量、丰富内涵、施展艺术技巧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宋代联章词直接继承了唐五代联章词的创作经验,又在宋代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长足的进展。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