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论董仲舒与司马迁《史记》著述之关系

论董仲舒与司马迁《史记》著述之关系·王保顶司马迁是董仲舒的私淑弟子，《太史公自序》中自言问学于董仲舒。董于元狩二年（公元前１２１年）致仕，居茂陵，卒年史无明载，一般认为在元狩六年（公元前１１７年）。司马迁于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随家徙居茂陵，次年...     

司马迁的“自传”——《史记·列传七十》“自传”意识探激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书序．开创了我国古代传、序结合的自传创作方式。在人称、叙事等各个方面都对后人的自传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则是隐士自传的开山之作。二者对我国古代自传文学的发展都有“开源启流”的作用。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关于《汉书》不著司马迁生卒年和死因的初步探索

《汉书》虽为司马迁设传,但对司马迁的生卒年及死因均无明确记载。而《司马迁传》前后的《张骞李广利传》和《武五子传》等篇对于他们的卒年记载多较明确,为何对司马迁生卒年及死因略而不书 ?窃以为,当是由于缺乏材料,难以确定所致。对此,可以从司马迁在当时的处境、统治者对司马迁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推断论证。 一、司马迁的境遇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述了祖上的辉煌,然自秦以来,司马氏家族仕途渐落。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六世祖司马靳尚为名将,至其高祖司马昌则为铁官。入汉,司马迁曾祖司马无泽为汉长安市长…     

从《史记·货殖列传》到《汉书·货殖传》看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对立

同为汉代史学家的司马迁与班固生活年代相距不过150年左右,《史记》《汉书》传写的人物及活动情况大致相同,但司马迁和班固的写作思想及经济思想则大异其趣。拿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货殖传》作一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二人经济思想的不同。一、为货殖列传的动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他为什么要写《货殖列传》: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思是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     

由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司马迁事迹一则

关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20岁时游历天下一事的身份、条件、目的,因《史记·太史公自序》未曾言明,故后世学者存有多说。由近年公布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史律》有关条文来看,司马迁当是以低级史职人员的身份,奉命搜集史迹而去的。     

司马迁论《易》

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阴阳五行比附儒学,成为神学正统,以充封建专制的御用工具。在此唯心思想盛行之时,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宇宙观却与其相反,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断地与怪诞的唯心思想作一定程度的斗争。司马迁的宇宙观及其对易学的见解,在其所著《史记》的片言只字中,能窥见其大概。 他首先认为: “易以道化”。(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易》是先秦研究宇宙的载籍,司马迁用《易》说明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他在《自序》中进一步说:“易著,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从考古发现考证司马迁的出生地

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对其出生地交代得很清楚,只因为后人对少梁、夏阳、龙门等古地名的具体所在和所指认识不同,才产生了对司马迁的出生地有种种说法。如:山陕之争的河津说和韩城说;在韩城境内的五种说法是华池、高门、芝川镇、夏阳城内和龙门砦等。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关于外国文学史重构的几点思考

本文在对现有外国文学史作出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编写外国文学史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就内容、体例、写法、行文等方面对新编外国文学史提出意见     

陈廷焯词选编撰中的文学史学意识探析

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与各类文体的选本编撰中暗含有非常丰富的文学史思想。本文试以陈廷焯为例,探索其词选编撰中透露出的文学史学意识:第一,正其"本原"的文学史本体论。第二,"示人正鹄、度人金针"的文学史功能论。第三,"论"、"述"结合的文学史方法论。     

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

从多民族文学史观到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需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是:厘清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的身份问题与多民族文学史观念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写作策略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价值评价标准关系。     

也论地域文学史学的架构基础和范畴界定——以六朝沂蒙文学为主例

空间维度不是地域文学史编写的重要的衡量尺度,重要的衡量尺度应是这一地域共同的文化结构形态和地域文化特性的趋同。地域文学具有地域性和超地域性的特点,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延续性,某地域文学应当包括描写内容与该地域风土人情相关的外籍作家和土生土长的作家及其作品。地域文学史的编写要坚持文学本位和作家本位的统一。     

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祛除遮蔽与重返文学现场——以“十七年”文学为例谈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导视点理性具有以偏概全的特点,这种特点也延伸至新时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文章以＂十七年＂文学创作和研究为例,详细探讨文学史研究中复合视点理性建立的必要性,它是祛除文学史遮蔽,发现历史的复杂性,进而重返文学现场的前提,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和整体有机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