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方式应用效果研究

比较我国2000-2003年间22家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发行前1年到发行后1年的三个反映业绩的财务指标中位数的变化趋势,分析若干因素与这些业绩指标变化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应用可转债融资效果不佳除了企业方面的原因外,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强也是重要原因.根据研究结论,政府在政策上应做一些调整,适度降低发行可转债的资产额度的下限,加强对公司的财务监管,公司也应更好地设计可转债融资制度,以提高可转债融资的应用效果.     

可转换债券与公司无效投资的双向治理——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是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迈尔斯(Myers,1977)、斯蒂奇( Siddiqi,2009)和史来弗与魏施尼(Shleifer and Vishny,1989)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构建的理论模型着重于分析可转债对公司无效投资行为的双向制约作用.结果表明,可转债能够实现对公司无效投资的双向治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0-2008年阳间我国可转债发行公司为样本对可转债发行与公司投资效率改善之问的关系进行检验,经验证据支持理论模型的推断:可转债能够根据公司上年的无效投资类型调整其治理方向,并始终驱动发行公司的投资行为向最优投资值靠近.这意味着,在保持必要监管的基础上适度放开对于公司使用可转债进行融资的政策限制,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投资效率.     

可转换债券发行的动机探析

以中国2002年至2004年间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发行可转债的动机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后门融资假说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行为,通过大额筹资有利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益最大化,标的股票低迷的价格表现是上市公司近几年来热衷于发行可转债的原因所在;同时,诱导性的政府政策进一步促成了近年来可转债市场的快速发展。     

控制权收益、公司质量与融资工具选择

股票、公司债以及可转债是我国上市公司三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基于我国存在较强的再融资管制背景,通过构建一个证监会、控股股东和投资者参与的三方博弈模型,以控股股东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对上市公司融资工具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07—2012年沪深两市公开增发或配股、发行可转债和公司债以及做出相应预案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博弈均衡解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证监会对股票融资实施较严管制、市场信息较为对称以及控股股东追求控制权收益的前提下,好公司选择发行股票,中等公司和差公司选择发行公司债或者可转债,这意味着政府监管对市场资源配置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民营公司的质量对融资选择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民营公司在再融资过程中容易受到歧视。     

我国上市公司分离交易可转债发行的公告效应研究

分离交易可转债是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创新产品,它已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一种重要工具。事件研究的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分离交易可转债的发行公告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运用回归分析法对公告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公告效应主要受相对发行规模和稀释率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股市融资呼唤市场机制发威

A股市场诞生21年来，上市公司累计融资高达4．3万亿。通过新股IPO、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或公司债等方式，上市公司从市场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商业银行开展可转债担保业务的思考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已成为再融资的重要形式,而发行可转债一般都由商业银行担保,商业银行为争夺这项业务,相互竞争,产生了收益与风险不匹配等问题。可转债担保作为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不应一概担保,但也不应不加以选择地做,应在担保合同中设定条款,降低担保风险,使风险与收益尽可能匹配。     

可转换债券筹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分析

可转换债券是一类新兴的筹资工具,公司运用该工具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必然会引起公司价值的变动。文章在对相关理论支撑进行诠释的基础上,以我国证券市场上可转换债券十多年来的实践为依托,对其发行影响公司价值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证券市场对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告反映并不敏感的结论,在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所在的同时,提出规范和发展我国可转债市场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加大可转债融资的现实问题

中国证券市场目前主要有三种再融资渠道:可转债、配股、增发.近几年来可转债成为许多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宠儿,其融资额已经超过了原先配股和增发这两种主要的再融资方式.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倾向于可转债融资,当然也要对可转债融资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给予充分的考虑.     

银行背景董事在可转债融资中的作用

银行背景董事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银行背景董事是否影响公司的可转债融资,特别是在可转债的融资审核过程中,银行董事是否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我国特有的融资环境,可使用2003—2012年进行可转债融资申请的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可转债融资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大约26%的申请公司具有银行从业背景的董事,而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的可转债融资申请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被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作用仅在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得到体现,并且主要表现为银行背景董事的"专家"作用,而非"信号"作用。这表明银行背景董事的作用,不但受到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而且发挥的途径有限。     

如何对销售人员进行绩效管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销售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销售人员已成为企业最为宝贵的资源之一.如何加强销售人员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已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在销售管理工作中,对销售人员的绩效管理又是重中之重.     

运用证伪思维审查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启动器,对于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犯罪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被害人陈述真伪并存,必须严格审查。我国目前对于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审查其他证据相比不够严格与全面,容易使被害人陈述被轻信,导致错案。运用证伪思维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可以更好地全面认清被害人陈述,并对促进我国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发展有益。     

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

环境权是人的一项应有权利 ,当前 ,环境权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 ,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 ,这是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环境权要成为一项实有权利 ,还是前路漫漫。环境权与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 ,它们之间又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所以 ,既不应把环境权与生存权对立起来 ,也不能把它们看做是同一项权利     

浅析经络与气功对养生的影响

经络和气功是养生的两个重要方面,都对养生产生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因此,对经络与气功的研究,对于养生来说,具有现实的积极的意义;为此,对经络与气功的各个方面及共同作用探析,将最终明确各个方面的影响。     

对小说《西游记》作者的再思考

小说《西游记》对舶来品龙王形象持贬斥态度,并多次质疑其"水神"的合法性。这种态度和质疑透露出作者可能是一位道士。孙悟空的本领是长生之妙道,种种现象表明这个道士来自于内丹派。内丹派常常采用春秋笔法来阐明自己的主张。     

浅论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区分规则

我国《合同法》对承揽合同作了专章规定,但对雇佣合同未予明确。根据传统理论,涉及不动产的雇佣合同,往往与承揽合同难以区分。《物权法(草案)》没有对我国的不动产范围明确规定。实践中,只有做到对涉及不动产的承揽与(雇佣)合同进行正确有效的判别,方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以一个具体案件为例,建立起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区分体系,并阐述了区分两类合同的实践意义。     

白族本主祭祀仪式象征意义的阐释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民间信仰。本主祭礼仪式是白族本主崇拜中最活跃并最具符号意义的元素,是白族文化的特殊形态,在文化人类学中有重要研究价值。探讨本主祭礼仪式的象征体系,对准确理解本主崇拜的宗教意义,全面了解白族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