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朝代歌

唐尧虞舜夏商周, 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统一, 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 宋元明清帝王休。     

再论北朝诗赋

(一) 关于北朝诗歌和辞赋的成就,我在《试论北朝文学》(《文学评论》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中,已有所论述,但限于篇幅,不可能作进一步的探讨。一般说来,北朝的诗赋不如南朝繁荣,产生的作家较少,存留的作品也不多。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北朝诗赋和南朝相比为什么数量如此悬殊?我看除了北朝所产生的作家和作品本来就少之外,恐怕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隋唐的帝王有不少人仰慕南朝的文化,尤其是隋炀帝开设进士科以后,士人把应进士科看作求官的主要途径,而进士科所试的诗赋,又都效法《文选》及其他南朝文人。这是因     

从御用到国用:汉唐之际太仆制度的演变新探

汉、唐两代的太仆,均职掌车马,其职官性质似乎未曾变化,实际上南朝时期的太仆已不再掌车,更重要的是车马的国用与御用分离;北朝时期,虽然形式上一仍汉魏旧制,车马均在太仆辖下,但将御用与国用区分开来却迥异于汉魏,这是学习南朝制度的结果。唐代的太仆制度则是前承南朝,体现了汉唐之际太仆制度演变的总趋势——家国分离及南朝化。     

制度·兴亡·人物评价: 南朝北朝史论异同辨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约二百七十年.由于南朝、北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各异,因而南朝北朝的史学发展也大异其趣,而作为这个时期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史论,南北也有所不同.南朝北朝史家就政治制度、皇朝兴亡得失、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所发的史论,南北相较,互见长短.虽然就整体而言,北朝史论在思辨性和深度上逊于南朝,但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这对深入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北朝侍读考述

北朝统治者为提高自身素养,效法东晋、南朝设立了侍读制度。侍读的职责是陪伴皇帝、太子及宗室王公读书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汉族礼法,监督、规谏其日常行为。侍读地位崇重,在东、西魏对峙时期,开始了职官化的进程。北朝侍读甚重人选,通常挑选知名学者或高门优秀子弟。北朝侍读制度为日后唐宋侍读学士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北朝侍读考

北朝统治者为提高自身素养,效法东晋、南朝设立了侍读制度。侍读的职责是陪伴皇帝、太子及宗室王公读书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汉族礼法,监督、规谏其日常行为。侍读地位崇重,在东、西魏对峙时期,开始了职官化的进程。北朝侍读甚重人选,通常挑选知名学者和高门优秀子弟。北朝侍读制度为日后唐宋侍读学士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科举考试起源再认识

一般认为，科举考试是一种确立于隋唐时期的考试制度，然而其起源并不始于隋唐时期，其某些特征在两汉时期就已显现出来。本文针对最能反映科举考试特征的分科考试、士人投牒自进、黜退之法等几个方面，指出分科考试肇端于两汉时期开始的察举制度，投牒自进萌芽于南北朝时期，黜退之法最迟开始于北朝晚期。科举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上述特征的同时具备，它脱胎于察举制度又与察举制度有本质的区别。文章最后还对科举考试现象和科举考试制度在概念上进行了区分，指出其现象虽然出现很早，但制度的确立依然是隋唐时期     

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

十六国北朝时期留居北方的汉族儒家大族代表多与胡人统治者合作,既促进诸胡之汉化,也巩固其家族社会之地位.但其内心深处,则视江南之东晋南朝政权为正朔,对其所承传之华夏传统文化表示认同,这就是所谓的"南朝情结".崔浩为北魏前期汉族儒学士大夫之领袖人物,尽管其在实际军政事务上多为拓跋氏统治者考虑,但对北魏鲜卑酋帅的南进策略则一再劝阻,表现出内心中的南朝心态.崔浩为北魏修撰朝仪制度,借重南朝士人,以转输保存于江左的汉魏典章制度.崔浩提携东晋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目的在于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     

北朝文学的性质与地位

北朝文学的性质与地位周建江对于北朝文学，过去，我们常常将之附属于南朝文学的范畴里，谈及北朝文学也只看重其受到南朝文学影响的那部分，文学家也只强调由南入北者；如果单就北朝的本土文学而言，也只是集中在它的民歌及《水经注》等篇章，其它部分则不提及，似乎北朝...     

论北朝西部乐舞及其与隋唐乐舞的源流关系

本文旨在阐明北朝及隋唐乐舞大部分来源于西部乐舞而非中原乐舞 ,正是北朝新的审美模式的出现 ,给后来的隋唐乐舞输入新鲜血液 ,带来蓬勃的朝气。因此隋唐乐舞的真正源头是北朝西部乐舞。     

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

两个南北朝所造成的南、北方隔离与差异,直接影响到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恰恰是在唐宋变革前后,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呈现南、北复合状态而非单一。这是深入探究考察中近古历史时应该予以格外注意的。第一个南北朝、隋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条并行的线索来发展演化的。隋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线索与"北朝"线索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第二个南北朝及其并行发展的两条线索,都确凿存在。南宋承袭唐宋变革成果,它所代表的南朝线索充当主流,辽夏金元反映的北朝线索也作用显赫。二者并存交融,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及明中叶为南制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最终汇合为一,此乃宋元明清历史的基本脉络和走势。     

南北朝山水散文的文化异质——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书札为例

在对以《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描写和以南朝梁吴均"三书"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札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北朝与南朝山水散文在观察点的选择和材料的组织方式上,在山水描写的表现手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不同。这些差异或不同的产生,与二者对前代文学继承的不同侧重有很大关系。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     

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

北魏前期,统治者对汉文化不感兴趣,文人缺乏良好之创作环境与切磋条件;即使在孝文帝迁洛以后,辞赋起步亦较晚,缺少技巧积累,故北朝前期辞赋之数量与质量均不及南朝,赋作主要继承西晋后期遗风。北朝中后期,受南朝文学浸润渐深,出现了袁翻《思归斌》、阳固《演赜赋》、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等名篇。作者刻意学习南朝赋作,虽然在叙事之详尽与艺术技巧上不及南赋,但其语言之质朴与笔力之道劲则为南赋所不及。北周之庾信,北齐之颜之推,虽为辞赋名家,但均来自南朝;而北朝最有成就之赋家是生于北齐、历周入隋之卢思道,其赋作兼具北赋刚健质朴与南赋绮丽细腻之特色,在南北贼风融合中,功不可没。     

西域乐舞的南传与陈代诗歌中的胡笳意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南传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南朝时,西域乐舞通过西域各国的直接传播和北朝各国的间接传播,逐渐被南朝人民接受和喜爱,深入到南朝人们的生活中,也影响着南朝文人的诗歌创作。到陈代,边塞乐府诗创作数量逐渐增多,边塞诗豪迈雄浑的风格融入到绮靡纤弱的南朝诗风中,在陈代边塞乐府诗中常提及来自西域的乐器胡笳,胡笳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诗中,为南朝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别样的艺术风气。     

北朝时期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考述

北朝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灭绝.河西地区自前凉以来"号称多士"、"颇有华风",保存了玄学之因子;北魏灭凉,其学术文化传入平城,并影响到此后北魏之学风.北魏中后期,随着鲜卑统治者的汉化,大力传输南朝文化,北朝士风与学风显现出南朝化的倾向,以致北魏末与东魏-北齐之际关东地区出现玄化的高潮.北朝玄化风尚之传播,总是伴随着南朝人士的北徙,他们是南风北渐的主要裁体.     

中原与江南——论南北朝文化竞争中的地理话语

南北朝在分裂对峙中存在着正统争夺和文化争胜的情况,多认为北朝因占据中原而具有地理上的正统优势,而南朝处于下风。北朝通过孝文帝迁都改制、军国文书的措施,逐渐建立起中原地理正统论,并在南北外交场合中多次使用。南朝则利用种族上的正统优势,将北方的地理元素与胡族相联系,并用江南的自然环境和物产与胡族色彩浓厚的风土物产拉开距离。     

《豆卢实墓志》与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

《豆卢实墓志》记录了北朝、隋豆卢氏家族的一支——豆卢实祖父三代的发展情况。墓志内容不仅可以补史之缺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朝隋唐少数民族家族的发展状态,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经过对豆卢实及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的综合考证也大致可以确定:豆卢实家族应该是北魏卢鲁元之子豆卢弥娥在北镇传承的后嗣。而这一结论也可以对豆卢氏家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助益。     

铁勒与突厥的关系及铁勒是否可以被称作民族的问题

公元六世纪中叶至八世纪中叶,铁勒与突厥都作为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我国隋唐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铁勒在北朝历史上称敕勒,亦称高车;《通典·铁勒》、《新唐书·回鹘上》皆言铁勒为敕勒之“言讹”,北朝之敕勒、高车即隋唐之铁勒是很明显的。在北朝时期,敕勒(高车)为柔然汗国(公元402—502)统治下的人口众多的被压迫民族,柔然汗国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敕勒(高车)诸部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公元552年,居于“金山之阳”、并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

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国内外学者在均田制研究方面的成果,可以说实在太丰硕了,仅国内出版的专著就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修订本《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其增订本《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日]铃木俊、山本达郎等著《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以千万计.一般认为,均田制研究应该说没有剩义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