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民主”之比较

将中国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作一比较,从中窥探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和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民本”思想的产生,可追朔到西周的“敬德保民”,而“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正式排座,则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际。这以后中国的开明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看,“民本”的思想主要精神不外乎;民众是社稷之根本,天不可畏民可畏,故欲得天下,需先得民,而欲想得民需先得民心。西方民主理论的出现有个过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谓民主,只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所理解的多数人统治的形式,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以自     

《尚书》民本思想初探

“民维邦本,本固邦宁”.这种民本思想萌发于《尚书》,到春秋战国经儒家学派的阐释(?)发展,逐渐形成为完整的政治学说,为历代开明的政治家所信奉.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试探《尚书》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敬天保民夏商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宗教世界观有密切相关的神学思想,统治阶级极力利用神权进行统治.“有夏服天命”.禹“致孝乎鬼神”,这都说明夏代君主已经开始用“天命”“鬼神”之说,给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周朝建立,中国历史进入早期封建社会,即封建领主制社会.周初统治者继承了商代神学思想,大力宣扬君权神授,说什么“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还宣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告诉人们.文王之所以成为万民君主,是因为他的美德显示天下,为天所佑,所以周族虽是旧邦小国,但天命叫它革旧更新.《尚书·康诰》还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     

论新加坡的“选举民本权威主义”政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垄断政权,塑造了“选举民本权威主义”的合法性结构,这种合法性结构具有三重权威性：制度上的选举权威主义、理念上的民本权威主义和工具上的政绩权威主义,三者相互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起黏合作用的作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的具有东方色彩的民本权威主义,即民本权威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是“好政府”和“法治”混合的产物.     

论“民贵君轻”与“君舟民水”——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孟子“民贵君轻”论与荀子“君舟民水”论的影响尤深,孟子主要从正面突出“民”之重要性,而荀子则以“民”的正负两面的意义警示君主应该善待民众、以民为本.两者相统一构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整形态.“民本”不是“君本”,民本是治国之道不是政治体制,它不仅可以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也适用于当今社会;“民本”也不同于“民主”,但民本存在可以向民主转换的可能.     

基于民本思想提高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民本思想一直是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层面看,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从政治社会化层面看,民本思想是主流政治文化;从政治运行过程层面看,民本思想在指导治民方略、保持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民本思想在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中均有积极作用,是提高政治合法性、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民本置于政治发展的首位是极其必要的。当前基于民本思想、提高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可以选择将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整合价值系统置于优先地位。     

儒家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内容。自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来，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一民本思想的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应有的积极意义。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被后人传颂的清官、好官，就是身体力行儒家民本思想的典范。探讨儒家民本思想的思想内容和历史意义，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是有现实的重要意义的     

论科学发展观中的人本思想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人本思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思想,是贯穿中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线索之一。孟子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前人在民本方面的主张,以儒家“仁学”为基础,提出了“民贵君轻”和“与民同乐”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将先秦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其历史影响深远而广泛。以人为本,是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视的客观反映,是当今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党新的执政理念,它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不仅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而且是对现代人本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民本思想:民主的中国式语言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特有的一道风景,与近代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相映成趣.论述了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和政治表现形式,希望通过对民本思想历史发展的梳理,理清"民本"的概念,找出民本思想的理论价值.     

民本主义：人权话语本土理解的哲学基础

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远神近人,以人为本”的人文基调,包含了“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意思,还提出了许多有关人的个别性权利的思想主张,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内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接引与体认西方人权理论的文化支点,更是西方人权理论在中国获得本土诠释与理解的哲学基石。     

小康社会的政治学诠释--儒家礼治传统及其现代转换

儒家所设计的“小康社会” ,其政治前提正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 ,其政治运作的根本是“礼治”。“礼治”是包含了“德治”和“法治”两种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结构。可以说 ,礼治以德为本 ,以法为用 ,德法体用一源 ,是统治者实现人治的工具。儒家所开创的礼治话语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政治统治的依据 ,其影响极为深远。但在中国近代 ,因西方民主话语的冲击 ,其正当性、合法性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我们认为儒家礼治话语传统在精神上是专制主义的 ,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 ,也不意味着它不能参与对现实的指导和对未来的建设。但儒家礼治传统要在现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必须实现其根本性的转换 ,以使其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衔接     

商代“王权至上”理论的工具性作用探析

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其工具性,＂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实践,是商王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并胁迫臣民服从而完成的。＂王权至上＂固化了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民众的自身价值认知,催生了封建皇族大统的传承规制,影响了农民政权的制度构建。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政治权力与正义之结构性思考

政治权力系属一项复杂且令人迷惘的概念,原因在于动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因之,如何思考权力与正义理论之间的结构性问题,诚属重要。正义理论系属规范性的理论,它要对政治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和衡量的标准。当代西方哲学家对正义理论的思考,往往系以分配正义为核心。探究政治权力与正义之结构问题,除了考虑分配正义之外,还应从程序正义与法律正义等面向解析。     

"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合法执政是现代政治的要求.任何政党要想持续不断地获得合法执政形象,就必须积极适应时代的变化,并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即时调整自己的执政基础和施政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新的政治合法性的利益诉求.     

从“沉默权”看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

从＂沉默权＂的制度作用可以追踪到现代国家之中公权力所必须承担的宪法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宪法内容的权力—权利两分法角度观察,该种举证责任在既定的宪法秩序之中产生,分为权力分配与设立中的＂肯定式举证＂和公民权利限制中的＂否定式举证＂。在当代国家,这两种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立法（广义法律）进行,其结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既定的立法程序。进而,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于宪政秩序的建设中也就承担着合法性之证明的作用。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转型期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国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困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合法性困境主要表现在:腐败侵蚀着合法性基础.经济高速发展后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困境",民主制度供给的有限与民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对合法性的挑战.坚持科学发展,以绩效性维护合法性,整合意识形态,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加强宪政与法治,强化法理型权威,是重塑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路径.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社会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信任危机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信任危机是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社会学中"信任结构"的概念,可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源于"传统社会"的教师权威的流失和人际信任的式微,二是源于"现代社会"的教育环境的失范和教学内容的脱节。"人格信任"的高校校园和"系统信任"的现代社会两个维度的相互融合,是走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困境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