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农户视角

本文基于农户视角,采取问卷调研方式分析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提供决策基础.结果显示,农民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家庭规模、地形、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等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有积极影响,且利益补偿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非农收入较低的纯农户尤其是偏远地区、条件较差的主产区农户,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感受更明显.因而,要从培育新型农民、加强主产区农村基础建设、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着力增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现状及法理反思

粮食主产区是自然条件优越,适合种植特定粮食作物的区域。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粮食生产,这些地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商品率较高,粮食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学界有关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目标和原则、利益补偿的主体和客体、利益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以粮食主产区补偿基金为中心的有关问题等领域。对研究的整体评价是,既有成果众多,法学研究缺位;政策建议富裕,法律应对缺欠;应景分析完整,理性反思缺略。     

我国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的构建及仿真模拟

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补偿机制能够协调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现实矛盾,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落实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实现区域经济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适合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粮食利益补偿机制、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粮食生产发展保护补偿机制,“三位一体”的补偿机制尤为重要。通过运用系统动力学的仿真模拟对所构建的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进行模拟,对补偿机制的运行效果进行整体检验,全面论证所构建的补偿机制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从健全保障补偿机制运行的法律法规、强化支农财政监督管理、拓展粮食补偿投融资渠道和完善配套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     

滚动轴承早期故障优化自适应随机共振诊断法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结合安徽省11个粮食主产区(县)283份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Ologit模型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展开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对利益补偿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且存在代际差异。其中,个体特征中的职业和粮食种植时间;家庭特征中的务农和务工收入;外部因素中的生态环境等因素对两代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的差异性最明显。     

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行动战略分析

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共同利益、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区域产业合理分工、区域经济有效发展、国家粮食供求平衡和国家粮食产出稳定增长的重要问题.粮食大省粮食安全的核心责任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安全责任.以湖南为例,利用粮食生产的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表明,粮食大省粮食产出依次受耕种面积(含复种指数)、粮食生产者的投入,政府的投入和科技的进步等因素影响.因此,实现粮食大省粮食产出的稳定增长是有条件的,必须实施积极的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行动战略,明确中央政府的责任行为范畴,突出粮食大省粮食主产区的安全责任地位,协调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之间的关系.     

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1999—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测算了粮食主产区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与粮食非主产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区域的新型城镇化产生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粮食非主产区这种空间溢出效应更大;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在全国范围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粮食主产区其溢出效应更强,而技术创新只在粮食非主产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粮食主产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分析——以皖西皖北粮食主产区为例

我国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不能将粮食种植调整为经济效益更高的非粮作物种植,更不能将耕地转化为工商用地去发展第二、三产业。所以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旋空间较小,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各级政府必须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加大对种粮户和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强化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能力,矫正粮食主产区三产融合政策上的偏误。     

乡村旅游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的门槛面板数据分析

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责任,现实中乡村旅游开发对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旅游业挤出效应理论,基于粮食主产区1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Hansen门槛效应模型,对乡村旅游作用于粮食安全的非线性影响展开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粮食安全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时,对粮食安全水平有负向影响;粮食主产区各省份处于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相关省份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时应正视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水平影响的非线性作用,合理调控乡村旅游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以促进区域乡村旅游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发展与利益最大化。     

乡村旅游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的门槛面板数据分析

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责任,现实中乡村旅游开发对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旅游业挤出效应理论,基于粮食主产区1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Hansen门槛效应模型,对乡村旅游作用于粮食安全的非线性影响展开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粮食安全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时,对粮食安全水平有负向影响;粮食主产区各省份处于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相关省份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时应正视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水平影响的非线性作用,合理调控乡村旅游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以促进区域乡村旅游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发展与利益最大化。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日益明显背景下,粮食产销区域间分工不断强化,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运用GDP方法考察中国经济版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分析该结构对区域间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食物生产的互补性以及粮食安全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些影响导致的区域间粮食安全责任不平衡、粮食主产区发展受限、粮食主销区自身的粮食安全受影响以及南方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抛荒现象相对严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提出要从大食物观视角出发,构建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设定粮食自给底线,落实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等。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公平和效率双重视角下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研究

本文以粮食总产量占我国70%以上的13个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2002—2020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排放量、碳汇量、净碳汇量的基础上,构建农业碳排放公平与效率评价模型,综合考察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的公平与效率情况,并基于改进的Kaya恒等式,利用LMDI模型测度了影响农业碳排放公平与效率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与效率协调视域下农业碳减排路径：制定公平有效的碳排放责任分摊机制,积极推进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采取因地制宜的农业碳减排政策,加大农业科技水平创新及推广力度。     

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机制的初探

以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产销不协调的主要表现为切入点,对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产销利益协调进行博弈分析,得出影响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从而提出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机制的路径选择。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的演变特征及成因分析——基于全国各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集中化程度在波动中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其中小麦的集中化程度最高,稻谷最低.粮食区域布局的变动主要表现为粮食主产区逐渐向东北和中部地区集中和转移.南方稻谷优势区域继续稳固、东北稻谷重要性凸显,小麦产区逐渐向中部地区集中,玉米产区逐渐向东北和中原地区集中.本文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农业科技、地理环境约束、区域差异和人地矛盾等因素是造成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的重要原因.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途径与机制设计

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出发,可以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从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机制。(1)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因而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意愿;(2)通过GDP增长提成、机会成本税及市场调节的途径,可以实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有效补偿;(3)在补偿机制运作上,要合理界定税费收交主体与额度,制定可行的征收办法。要强化基于市场途径的产销区补偿中政府的调控作用。     

结构调整与区域比较优势对我国粮食 主产区农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采用西方区域经济研究中应用广泛的位移-份额分析法,探讨了我国粮食主产区、主产省在1992～1995、1996～1999和2000～2002三个不同时期的农业结构变动和区位优势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主产省的总位移特征总是与其差异位移保持高度一致,而反映农业产业结构效应的均衡位移则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是推动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与区位优势的充分发挥配套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增长保持或超过全国农业平均增长水平,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倾斜”“反哺”“预警”——解决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对策

面对我国板块构造式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中部塌陷"的现实,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地区应采取"倾斜""反哺""预警"三大对策来解决"三农"问题.倾斜对策是针对农村发展的,主要措施是权力向县级组织倾斜,资源向县城及农产品加工园区倾斜,政策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倾斜;反哺是针对农业发展的,措施是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反哺中部粮食主产区;预警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是实施农民利益预警调控.     

粮食生产结构演变及节土效应分析——以中东部粮食主产区为例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以包含八个省份的中东部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区域,五类粮食作物为决策单元,选用2008—2019年的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产量、加权平均单产等数据对粮食生产结构演变及演变产生的节土效应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粮食播种面积信息熵经历了缓慢降低、较快速降低和快速增长三个阶段,粮食产量信息熵经历了平稳变动、较快速降低和较快速增长三个阶段,两者整体皆呈现降低态势。（2）2008—2015年为研究区域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后的前一段时期,节土效应较为显著,2016—2019年为后一段时期,节土效应减弱,其余研究域内各省份存在节土效应和负节土效应。据此,提出中东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建议,以期优化其粮食生产布局,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缓解耕地资源制约性。     

财政支持的粮食增产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水稻为例

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石,而与其相关的适度财政支持可以兼顾公共财政资金有效利用、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结合水稻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基于2006-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支持对水稻总产量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持能够促进水稻总产量增长,但这种增产效应存在时滞;财政支持对水稻增产的中介效应主要通过扩大区域水稻生产规模实现;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导致水稻生产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趋势。鉴于水稻生产的空间异质性,从是否为粮食主产区来看,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在粮食主产区更显著;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增产效应在东北地区更显著。因此,需要保持对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经营的规模化、效益化、可持续化的良性循环,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负向抑制作用,增量资金向包括东北地区的主产区倾斜。     

粮食大省的产粮优势转变为区域综合经济优势研究

我国粮食主产区产粮优势在向区域综合经济优势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障碍和困难,如政策激励、人地矛盾、农业弱质性、结构调整滞后性、优势转化平台等方面。从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应加强将粮食主产区产粮优势转变为区域综合经济优势,这就需要从利益调节机制、现代农业生产理念、完善农村经营制度和构建农业生产要素平台等多种视角,寻求一系列富有现实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强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