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戏事件及其背后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以赣南客家地区禁演采茶戏为例

采茶戏作为赣南客家地区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之一,反映的是下层民间社会成员的情感意愿、价值观念以及道德追求。然而这种看似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民间文艺形式,却蕴藏着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国家一方面禁演采茶戏,以避免其所承载的思想意识的冲击,甚至同化其社会主流意识;另一方面,又对采茶戏本身的文化功能重新建构,使其为己所用。在禁演与改造,限制与合作的过程中,国家借助于文化的力量,逐步把自身的权力渗透到地方社会。因此禁演采茶戏的过程实质上是国家持续不断地把赣南地方社会纳入主流社会的过程。而赣南采茶戏也在与国家的斗争与合作之中为自己寻求到了一息生存之地。     

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

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致力于士绅阶层,即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研究,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角度上,可以将以往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士绅论、乡绅论与地方精英理论.本文分别回顾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分析与探讨了各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     

大众化教育时代地方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思考

在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当代,中国各院校培养的本科生人数急剧攀升。整个社会呈现了高端“精英人才”和低端“蓝领人才”紧缺、中端白领人才过剩的局面。当前,针对地方高等学校“精英人才”培养的现状,首次在战略规划、学风建设、师资建设、后勤保障等方面总结出了存在的不足;通过剖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建议在责任意识、分层教学、研究型、体验型“精英人才”培养方案设计、配套保障、人文教育等方面加以完善。     

留守乡村精英与新农村建设——以江西省龙南县W镇为个案

调查显示,乡村留守精英可分为三种类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三种类型的精英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发挥不同作用。做好三方面的措施有利于其积极性继续发挥：创造良好环境吸引回流并稳住留守精英;加强“体制吸纳”;提高村干部待遇。     

客家文化与中学语文课程资源的拓展

一课程资源是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的各种因素,包括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两大类。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     

客家南迁的“节点”与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打造

结合客家历史文化在迁徙中的“节点”，谈千里客家文化长廊设置之魂，古邑龙川、摇篮赣州、祖地石壁、客都梅州、客埠惠州等，正是不同的节点，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与各具风采的文化意蕴。在“移民史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节点”一词，显然在概括历史与今天、中心与边缘、城市与政局、经济形态、乃至权力与个性之间的特质，在支撑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上，有着难以替代的意义。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量:乡村精英——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个案

本文将乡村精英分为外出精英、回归精英和留守精英三类,探讨了乡村精英对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正负面影响,并就如何利用乡村精英的优势资源来建设民族地区的新农村提出三点建议:即提升乡村吸引力和凝聚力以吸引资金和精英的回归,改善村干部待遇以提高乡村精英的参政热情,整合精英与群众的力量以共建新农村。     

清末新政与赣南实业的发展——以《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赣南部分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时期，江西政府积极倡导实业，赣南以此为契机掀起一股实业发展热潮。随着农工商矿局、工艺局（院、所）等主导机构的相继成立，赣南在保持原有传统行业优势的同时不断进行更新，并积极进入新式行业，实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文章从工商、农务、矿务等三个方面对清末新政时期赣南实业发展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近年来“乡村精英”逐渐成为“三农”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学者分别从政治与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进行探讨,或作整体考察,或作分散研究,或作理论阐释,或作实践调查。在乡村精英的概念与分类、角色与地位、权力结构、形成、流动以及“超级村庄”的社区精英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讨论。但乡村精英的分类不尽合理,研究视角单一,缺乏跨学科研究的成果,缺少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之间关系的深层次考察。有必要从宏观视角思考乡村精英群体与乡村治理过程的深层次关联,通过研究后税费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的行为模式,深入分析乡村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从而凸显乡村精英研究的时代价值。     

客家移民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以“开善”宗族社会为例

移民是客家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泰宁县开善上保为例,具体探讨当地早期“历史”的创造,以及先来后到的宗族如何在民间社会的环境下共同构建地方文化。文章指出,对于民间社会的早期历史来说,族谱和口头传说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各姓宗族对于文化资源的创造和运用,目的都在于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本以提升社会地位。地方文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     

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以三江流域为考察中心

不少学者以“崇文重教”、“崇尚教育”、“尊文尚学”等词语称颂客家的教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客家分布地域广泛 ,客家地区的教育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很大的差异 ,而且在同一时期内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客家地区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 ,主要受三江流域的开发时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区域的核心与边缘的区别等因素的影响     

东山客家宗族组织与清朝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成都洛带刘氏宗族示谕碑为例

刘氏客家家族组织通过将族规在官府立案使其具有家内法律的效力,对族人进行全面的有效的管理,形成政府对基层社区管理权的下放和委托,使宗族的权威和作用大于保甲;清朝四川地方官在处理家族上报的违法案件时,充分照顾家族的意见,形成了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宗族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需要地方政府的确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也仰仗地方政府的权威以及宗族所订立的族规和所获得的有限的司法权,必须经官府立案批准方为有效,这又显示了政府的权威和对宗族的控制、利用以及宗族对政府的依赖和巨服.     

宋代南方山区的“峒寇”——以江西赣南为例

“峒民”与“省民”并非是民族的分类 ,是否向政府承担赋役是他们之间关键的区别。终宋之世 ,官府无法根除峒寇 ,只能有限地维持峒寇与省民之间的“界至” ,导致大量“化外之民”无法控制     

地方精英、社会网络与一个乡镇的发展——对湘中M镇崛起的社会学分析

学术界对于地方乡镇的崛起有诸多的理论解释模式。通过对湘中M镇经济崛起的实地调查，发现：转型期中国乡镇的崛起，地方精英与社会网对乡镇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海关关区空间结构变动探析———以近代广东沿海为中心

遍布各地的中国海关，承担着管理进出口贸易、征收税收和反走私的艰巨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各海关内部不仅需要明确各自的管辖范围，还需要建立由总关—分卡—分所所构成的垂直性的工作体系。这种平面范围和垂直体系所构成的海关关区空间结构，无疑是海关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且与常关、厘金等其他征税系统发生交集和冲突。本文依据丰富的旧海关资料，以近代广东沿海为中心，考察海关关区空间变动问题，以及近代国家经济管理、税收征收等方面的空间变化，以为现代管理提供必要的参考。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地方精英、社会网络与一个乡镇的发展——对湘中M镇崛起的社会学分析

学术界对于地方乡镇的崛起有诸多的理论解释模式。通过对湘中M镇经济崛起的实地调查,发现:转型期中国乡镇的崛起,地方精英与社会网对乡镇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岭南婚嫁习俗中槟榔的文化解读——以粤东客家地区为中心

通过检阅地方文献,结合人类学的调查获得的口述资料,对粤东客家地区婚姻习俗中槟榔礼俗流行的年代、区域以及礼俗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描述,并对槟榔礼俗在粤东客家地区流行的原因做人类学的解读。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