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计算机的现代汉语"名1+名2"结构类型研究

现代汉语“名1 名2”语符串如果能构成词组,对应着定中、联合、同位、主谓四种结构关系。从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角度对现代汉语“名1 名2”的四种结构关系逐一进行探讨,并廓清四者的不同之处,以便计算机对这几种结构类型进行自动识别。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     

《尚书·尧典》论乐辨证

《尚书.尧典》载有一段帝舜与夔的论"乐"文字,传统上一直被作为考察上古之诗乐情况和诗学观念的信史来使用。其实,它只是后人对古代的传说。这种传说固然也保留了某些上古的历史信息,但真史经过几千年传说的陶铸,也就存在着以讹传讹的严重变形。从文字考辨和神话解析入手,考索后可知,"诗言志"四句之纂入《尚书.尧典》,至早亦当在战国末期甚至以后。     

论《尚书·周书·秦誓》与《左传·秦晋崤之战》人物语言记载风格之异

对于《秦晋殽之战》的人物语言,不同的典籍对其分析各有不同。当我们翻阅两部成书年代相隔并不遥远的先秦历史典籍《尚书》和《左传》关于这场战役的记载时,却会读到关于人物语言的风格迥异的记载。为此,本文试图从《尚书.周书.秦誓》和《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中关于"秦晋崤之战"中人物语言的不同点入手,对这一现象做进一步研究。     

《三国志》"以·宾"结构考察

"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汉语语法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三国志>"以·宾"结构的考察表明:"以"在宾前这一结构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则已经确立;<三国志>中"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于只作状语和补语,<搜神记>中则固定于作状语和补语;"以宾+动"中的谓语结构比"动+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的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的固定用法体现出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特性.     

《史记》“动+之+名”结构分析

"动+之+名"结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结构。文章以《史记》中出现的"夺+之+名"和"为+之+名"结构为例,以充分的理由证明前人研究中通过变换分析和古人的注释来证明"之"="其"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从而证明整个结构是双宾语结构。     

抒写"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是她全面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其抒写"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在《同胞》中,赛珍珠再现了两类中国知识分子———理论家和实践主义者———当面临抉择之时,是如何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寻找自己的根源和归属感的。另外,《同胞》也是最早对待美国华裔经历的文学作品之一。《同胞》再一次证明了赛珍珠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     

《尚书》"予不惟""予不惠""予不允"文例释义——兼与裘锡圭先生商榷

裘锡圭先生根据甲骨文"叀"与"惟"相关为用的文例,认为《尚书·君奭》篇"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中"惠"与"惟"二字都是虚词。事实上,以"予不惟""予不惠""予不允"所领起的文句在今文《尚书》的多篇文诰中反复出现,下接"多诰"或"若兹多诰"或"惟若兹诰",无一例外地都是出现在一段谈话之后,具有总结与归纳的意味。"予不惟""予不惠""予不允"都是古人谈话时表示自谦的插入语。《君奭》篇"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中"惠"和"惟",前者为实词,后者为虚词,与甲骨文"惠""惟"二字作为虚词相对而用的句式和文意完全不同。     

论孙频历史书写的叙事调整——以《以鸟兽之名》等为考察中心

孙频是个不断寻求创作变法的作家。以《我看过草叶葳蕤》《松林夜宴图》等为界石,孙频有意识地走出了自我内心的封闭空间,以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共振展现历史对人的型塑乃至围困,相比于早期的《疼》《盐》《裂》,此一阶段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宏阔的气象。而在近期发表的《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等中篇小说中,孙频再一次调整了其介入历史的姿势,历史叩访主体逐渐清晰地凸显为个体之“我”,而“我”向空间化历史的叩访更呈现出反思历史和探究现实出路的双重意义。与此同时,在普遍滞重的当下历史书写中,孙频实践着走向轻盈的可能。     

《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的关系——兼论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

《周公之琴舞》通过琴舞启曰乱曰等表现出来的乐歌属性,并非其文辞的本来面目,而是后世改制的结果。其中的歌辞很可能来源于周公致政成王时发生在君臣之间的儆毖之语。它们最早只是史官记载的产物,未与仪式配乐发生关联,也未被纳入收录仪式乐歌的《颂》中。至周穆王经历家难、仓促继位时,通过言古以剀今的改制,周成王自儆的元纳启曰,遂成为周穆王继位典礼上诸侯进戒嗣王的《敬之》。经过改制配入仪式,既是《周公之琴舞》的元纳启曰进入《周颂》的途径,同时也是导致《敬之》在情感上游离于《闵予小子》等三首诗歌的根源。就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而言,言古以剀今的《敬之》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周公之琴舞》的儆毖属性与后世疾而歌之的讽刺之诗略有不同,但言古以剀今的方式所包含的纳谏意味,以及诗歌本身的儆毖主题,仍然让《敬之》成为周代诗歌史上最早的具有诗之意味、并借助于仪式变成乐歌的作品,为后世诗入仪式的正式登场开启了方便之门。     

苏轼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以阿瑟·韦利译介《洗儿戏作》为例

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自1918年推出英译中诗选集《汉诗一百七十首》后,便在西方一举成名。在该集170首古诗中,韦利只译介了宋代文学家苏轼唯一一首诗歌《洗儿戏作》,这与苏轼本人在世界上的文学地位极不匹配。原来这与阿瑟·韦利所处的20世纪初期英国译介中国古诗的情况、与他本人对中国古诗的主观见解、译诗标准等因素密切相关。分析韦利译苏诗的特点,挖掘其只译介苏轼《洗儿戏作》的原因并梳理韦利译本的流传情况,便于窥见20世纪早期的英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古诗的译介倾向,以更有利于中国古代诗歌在当代走向世界。     

论《庄子·说剑》中天子之剑的境界哲学

超越阴阳、免于物累的天子之剑本身即是剑道境界的哲学象征,同时天子之剑的这种剑道境界已入任运自在的逍遥之域.今天,天子之剑发挥作用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其剑道境界经由习剑者的艺术创造而转化为剑术意境.天子之剑境界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须以庶人之剑闪展腾挪、击刺舞伐的身体技术为入手之处,其中的关键在于与物俱化.     

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日本灵异记》的虚词“之”与四字句结构

《日本灵异记》的原文中屡次出现经/迳+之+时间名词这一语法结构。其中的之不承担任何实际意义,而是一个用来调整音节、改善句子结构的语助词。此种用法鲜见甚至未见于中国一般的词典、语法书籍、古典文献中。或许是景戒及其周围的僧侣们由于经常诵读的佛经中出现于/於等词的此种用法,遂将上述用法错误类推至之所致。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诗经》中的“N比1”结构

《诗经》虽然内容繁富,风格多样,却有＂因类相属＂的一面,笔者根据＂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的原则,对＂三百篇＂的＂N比1＂结构加以分析归类,从而发现其所具有三种常规的结构形态——＂N比1＂、＂1比N＂和＂N比1比N＂。本文力求抓住这些结构形态的内部规律,以期进一步加深对《诗经》的理解。     

以思想贯穿结构,以反讽为基调的文人成熟之作——论《儒林外史》独特的艺术贡献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其艺术成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进步,在中国和世界文学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它在艺术上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突破传统说书体小说的叙事模式,进入纯文人书面化创作;第二,调动夸张、对比、反差和悲喜剧杂糅与突转的讽刺手法,达到反讽艺术的巅峰;第三,创造以思想贯穿结构的连环短篇形式,创新了小说结构方式。从其独特的艺术贡献来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是同时代产生的两部辉耀文坛、名垂千古的不朽巨著。     

小说文本"中和"之美的蕴藉——解读《天瓢》结构及形象的传统性

曹文轩孤傲地守望着纯文学园地,其作品《天瓢》渗透着传统的儒道精神。借助人物位置惯势的相对变化来剖析《天瓢》,该文本蕴涵着“中庸”和辨证法的理念,因而其结构具有“中和”之美。同时,人物的塑造因立足于作者“要把恶用美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构思而充溢着善恶交互的深刻人性,所以形象也蕴藉着小说的“中和”审美意味。     

纵横交错的时空张弛有致的节奏--论《丧钟为谁而鸣》的叙述结构与节奏

《丧钟为谁而鸣》就其叙述结构和叙述节奏来说,不愧为海明威“最成功最伟大的小说”,充分展现了海明威“十八年来所了解的有关西班牙的一切”。表层时空结构横截生活一个片段,使其结构相当紧凑;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其在纵向的空间与时间中塑造人物形象,探讨深刻、严肃的问题,为历史存照。这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厚重和张力。参差有致的形式,情境上的“忙闲”处理,文脉的延续、照应和变化,形成了张弛有致的节奏,显示了收放自如的纯熟艺术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