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律思想中的“尚一”意识

先秦法律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崇尚“一元”的意识。具体地说，这种“尚一”意识包括先秦诸子所主张的“政出一门”、“利出一孔”“思出一穴”等意识。这些意识对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意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意识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深刻揭示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社会意识的基本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关系的学说。     

先秦儒学“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先秦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恰恰为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重要的借鉴价值。     

先秦逻辑意识何以没有发展成中国逻辑学

美妙的先秦逻辑意识是昙花一现 ,没有结出任何果实。本文在逻辑大师金岳霖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 ,如 :逻辑意识与思维内容不分 ,不利于形成专门的学问 ;先秦逻辑意识的“诡辩”恶名使逻辑意识后继无人 ;涉及先秦逻辑意识的重要著作具有难懂等特点 ,使后人难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先秦邦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

先秦邦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是在我国先秦时代持续不断的“并国”、“兼国”、“服国”的过程中发酵、萌芽、生长起来的。现实主义所表现出的远天道、重人道,重征伐、尚甲兵,重霸道、尚兼并,重纵横之术、尚攻伐之道的思想是中国外交思想史,尤其是中国先秦邦交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影响很大。     

先秦“周书”名实考

先秦时期,“周书”屡见称引,此名不能视为对某部著作的专称,不能将其等同于《尚书·周书》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一篇《周书》。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贵族引用,到战国诸子书引用,都可以说是指称一类文献,一般来说指的是周王朝官方训诰誓命等。但在墨子等引用者那里,周诗也被包括进来,因为诗、书皆脱离了贵族官学原有的礼乐情境,官学中学习方式、实践场合的差异不复存在,仅被作为记录前人事、言的文本学习、使用,而文本形式又不足以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战国晚期,见于《逸周书》中一些篇章的语句较多地被在“周书”名义下称引,应可说明这些文献在受到关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段到前三世纪中段的这一期间,相当部分在此之前尚未流传于世的一些王室档案文书,因为周的分裂、动乱和最终破灭,流出并得到邻近地区士人的首先关注,在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被整理编次,很可能就是《汉志》著录七十一篇《周书》的原型。     

先秦"同"的思想评析

"同"是先秦哲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范畴,主要有"和同说"、"尚同说"、"应同说"以及"大同说"等四种思想,其源概起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历千年而逐渐广泛渗透于哲学伦理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等诸多领域,因而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

１９４０年前后,沈从文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论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超人”意识。尤其是他的文论,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带有尼采、叔本华直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听到尼采、叔本华的有关“审美愉悦”的回响。在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上,沈从文又跟卢梭、康德有些接近,但西方哲人是站在哲学的角度对文学的“玄思”,沈从文是站在艺术家的立场对文学的哲理阐释。     

先秦儒学“和”的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先秦儒学＂和＂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理念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探究先秦儒学＂和＂的思想的丰富内涵,从和谐社会的视阈审视先秦儒学＂和＂的思想的现代价值,无疑对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重要的借鉴价值。     

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

斯瓦伯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出“我即我脑”这一命题。若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阐明心、身范畴及其关系,那么单纯的“我即我脑”这个命题不但显得“褊狭”,而且会引来不必要的误解。近代以来,科学物质主义和二元论在面对心-身问题时都有其不可解的困境。对于这些困境,有必要在两面一元论、泛心论和泛体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 任何现实实体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都是以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的,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即心和身)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不应该用因果作用的概念来刻画,世界的物理方面是因果封闭的,意识本身是非因果作用的。     

论格律的回归与美国“新形式主义”诗歌

以格律的回归为标志的“新形式主义”诗歌是美国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本文拟对该诗派的主要理论进行介绍,对其对手所提出的所谓“新形式主义”诗歌是“右倾”的、“非美国”的观点进行批驳,并对逐渐堕落的自由诗的现状予以分析和批判     

是物质一元论还是实践一元论——评西方学者是对恩格斯实践与认识理论的诘难

本文针对西方学者对恩格斯实践与认识理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在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实践的内容与功能、认识的辩证法等问题上,详细地回答和反击了西方学者对恩格斯的种种诘难,客观地阐述和评价了恩格斯的哲学思想。     

先秦文化自觉的背景解读

文化总是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在对文化自觉的内涵进行解释的基础上,从先秦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天道观的变化以及礼乐文化的崩坏而导致的文化危机的角度,阐述了先秦文化自觉产生的历史动因。混乱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宇宙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先秦社会知识阶层中出现了“哲学的突破”,由此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想也开始了“去神秘化”的过程。     

先秦儒家 "圣王原理" 探析——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先秦儒家政治是一种德化的政治,由一群道德精英所领导,是一种内以成圣,外而成王的圣王政治。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从圣王原理中窥其大纲:从惟圣者始当王和惟圣者始能王,去了解圣王的权利与义务;从即道德即政治,即政治即道德,去了解圣王的政教一如;从尊君礼臣重民,去了解圣王的统治型态。因此,先秦儒家的道德精英主义是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化政治为道德;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就是以道德言政治,统政治于道德中。     

马赫的"感觉要素一元论"与广松涉"意义的所识"

广松涉通过批判地析取马赫哲学“复合感觉要素一元论” ,提出了主体与对象整体性、函数性功能关联的“场”及人们关于物体的概念符号是“共同主观性的意义形象”———“意义的所识”之命题。但马赫哲学在骨子里是主观唯心主义 ,然而它表现出来的却是“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的折衷主义 ,而其所谓关于“物”的“思想的缩约符号”(广松涉称其为与人的知觉及“对象的所与”相联系的“意义的所识”) ,因其失去了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形象认识到抽象思维和理性认识的说明 ,也就难以得到科学的理解与把握。其实 ,这些关于对象世界的概念性称谓 ,只不过是人们在实践及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而形成的人们关于对象世界的一种理性把握的思维形式或观念符号     

关于一二元统一说

一二元统一说建立在感物说、天人合一说和辩证唯物主义等思想的基础上,承认一元论的宇宙观是根本前提,人与自然两分、各自独立存在的二元论思想不能颠覆一元论的宇宙观,实际上居于二级视野,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概念,这样就从学理上化解了一、二元论长期对峙的矛盾。     

论先秦“诗教”传统的起源与兴衰

"诗教说"的提出虽然较晚,但"以诗为教"的传统却几乎始于中华文明的草创时期.夏商周三代,"诗教"传统一脉相承,并且成为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随着国家礼乐制度的解体,诗教传统亦盛极而衰,并开始了由官学诗教时代向私学诗教时代的转变.孔子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继承并捍卫西周春秋初期以来的"诗教"传统,恢复并进一步突出了<诗三百>在礼乐教化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后代儒家特别是汉代"诗教"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先秦时期礼教中的和谐思想——从性别的视角分析

先秦礼教对男女性别关系的规定包含若干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男女言行的和谐、男女受教育内容的和谐、夫妻关系的和谐、子女与父母关系的和谐和尊老养老中的和谐等。出现这些和谐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社会、家庭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是先秦礼教的根本宗旨。从先秦礼教中蕴含的性别和谐因素的本质看,和谐是对立事物存在的一种有序状态,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     

徐志摩诗歌中的传统思维模式

徐志摩的新诗在形式上具有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征,但在思维方式上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一元模式。文章通过对他的诗歌的分析,揭示了传统因素在其中存在的事实,从而把握住中国传统诗歌与新诗之间相联系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