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氏:以媚俗手法写现代的言情故事

无名氏深谙通俗小说的写作技巧,以所谓“媚俗手法”,尽情演绎着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而他创作超越一般言情小说的独异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心爱的生命意识吹进爱情故事的躯壳里,透过男女的感情世界,探讨“人”的“个体生命”的秘密,使通俗的言情故事因蕴含一层“生命意识”而显得厚实凝重。     

我理解了爱

赏读美国作家巴德·舒尔伯格的《“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篇文章,对爱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作者童年时,父亲和母亲对他的作品——“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两种评价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年后,作者从中认识到它们所蕴含的共同点,那就是爱。文中这样说:“一个作家,     

扬雄教育思想发微

扬雄,西汉大儒,一生著作颇丰。扬雄以儒家正统传说为思想归向,强调自己以孔子为师,“治己以仲尼”,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孔子是不可超越的,相反,他主张学习是无止境的,儒家学说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正是由此,扬雄对孔门十哲的评价是贬大于褒,把他们湮没不闻的原因归结为只“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     

庄子──乱世中世人的精神导师

庄子,这位中国哲学史的泰斗,以他睿智的目光,聪颖的头脑,将本来深奥、艰涩的哲学道理,具体、生动、诙谐地揭示给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他神圣的哲学殿堂。“在中国哲学史上没有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深度能望其项背。”［１］ 以前学者由于学术理论氛围、学识素养、个人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对庄子评价莫衷一是。但在认真体察庄子生活的时代以及他寓言中所蕴含的哲理后,他们的看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在一个“福轻乎羽”、“祸重乎地”的时代,人生问题本当是人们最关注的头等大事,庄子在他的哲学中,正是以人生间题为其终极关怀,针对身处乱世人…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 ,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 ,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测而知”、力行“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 ,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 ,未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 ,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     

萧红小说情节结构模式新论

抛开传统小说模式的评价系统,以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或者说用“向内转”的方法来探究萧红小说的情节结构特色,发现萧红小说中蕴含一个宏大的情节结构模式———“背弃-逃离”模式。这一情节结构模式贯穿于她的大部分作品中。通过对这一情节结构模式的探究,还发现作家心灵深处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结”———“仇父”情结。     

“互助”话语影响下沈雁冰对妇女解放的思考

互助论是沈雁冰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吸收的话语资本。互助论能够涵盖沈雁冰话语资本的基本要素,沈雁冰借由这一理论将妇女解放运动从理论探讨引向实践领域。互助论所蕴含的弱者联合、个人主体性发挥和道德提升等涵义,满足了沈雁冰对妇女解放实践途径的想象。他立足于新的话语资本,以互助论为方法论指引,为婚恋关系设定了新的原则,并且重新诠释了“家庭服务”的概念。在理论探索方面,沈雁冰的妇女解放问题研究为新文化运动积累了新的话语资本,代表了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而从操作层面来看,他的实践设想具有“空想性”色彩,缺少理想的“执行者”。但无论如何,这些成果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收获。     

《鄞江送别图》再探

《鄞江送别图》所绘是康熙十八年（1679）甬上证人书院诸学友及子弟为万斯同、万言叔侄将北上修《明史》而饯别之事。饯别席上郑梁被嘱托绘《秋郊饯别图》以留念，最终未能完成。《秋郊饯别图》恐非《鄞江送别图》的旧称。“鄞江送别”的命名中蕴含了万斯同对自身北上修史的期许。他计划以一幅《鄞江送别图》为始，一幅《都门送归图》为终来总结自己这段修史生涯。鄞江的地理位置，恰是万斯同舍“西郊”“秋郊”等名称而取“鄞江”的原因。     

鲁迅的诗歌趣味及其对殷夫冯至的评价

本文从鲁迅宣称“不喜欢”诗歌的原因入手，分析了他的诗歌趣味。指出他并非不喜欢诗，而是有其评价诗的独特标准。除了强调“真诚”与“深切”外，他的诗歌趣味还与其人生体验和所受的诗学熏陶有关。因此，他对新诗的评价也与众不同，只有殷夫与冯至两位诗人得到过他的高度评价，他喜欢殷夫，是因为他赞赏殷夫的真诚和以身殉道的勇气，赞赏他“摩罗诗人”的气质；而他欣赏冯至，则是因为冯至对“真与美”的体验，契合了他的生存体验与艺术趣味     

巡抚江苏与李鸿章早期国防思想

同治初年巡抚江苏对李鸿章国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内患不足虑,“长久之患在西人”;中外藩篱已失,洋人船舰兵临中国沿海;邻国日本已经开始自强,“附丽于我”还是“谋我”取决于中国能否自强.不同于左宗棠力主发展轮船制造,李鸿章提出以制造水陆皆可用的枪炮为中心,辅以小轮船制造的道路.巡抚江苏也促使李鸿章形成“备夷防变”思想体系,此体系蕴含了他对国防安全的规划,是一种囊括本土和海外部署的“大国家安全”构想.     

秦郎笔下饶姿态 底事轻訾“女郎诗”——评秦观诗

秦观是北宋后期著名词人,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像苏轼一样,多才多艺,但其他成就多为词名所掩。他善写赋,苏轼观其所作《黄楼赋》,以为有“屈宋才”。又长议论,吕本中说“无一言乱说,观少游五十策可见”。他的书法亦大有可观,被黄庭坚誉为“妙墨”。而他的诗,更为时人所重,王安石“谓清新似鲍射”。评价秦观,主要应研究他的词,但其他方面似亦不可略而不论。特别是他的诗并非毫无可取,但自元好问讥评以来,人多以“女郎诗”目之,无形中对他的诗抱完全否定态度,这种     

浅评王夫之诗歌情感特征论

“诗以道情 ,道性之情”是王夫之诗学的重要命题 ,他从表现内容与客观功用 (特是“或可以兴 ,或不可以兴”)明确作为文学的诗与非文学的经史著述、实用文章的区别。从诗歌创作诗人以情感为心理动因、以情感为主体表现内容 ,作品产生“兴观群怨”作用以诗歌所蕴含的情感为基础 ,阐明诗歌抒情本质特征。以“心宇”强调诗歌创作情感的纯化 ,诗人品格的提升 ,以“心旌”强调哲理入诗必须情感化     

李渔生平和著作——写在《李渔全集》出版之时

在清初文坛上,有一位妇孺皆知的大名士,他虽然名满天下,但在生前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很不相同。有人把他与晚明李卓吾、陈眉公相提并论,称赞他是韵人、贤人、真义土、医国手,有人则骂他“性龌龊”,“善逢迎”,斥他为“名教罪人”。他是以曲名世的,但他的朋友却说,只知道他擅长词曲,可以说是不了解他。这位如此复杂而毁誉霄壤的人物,就是浙江兰溪人李渔。     

“他生未卜此生休”——谈李商隐对唐玄宗的评价

李商隐的一些诗歌对唐玄宗的评价基本上持贬抑和讥刺态度。并对“为尊者讳”而被世人指责为女祸亡国的杨贵妃作了宽容与同情的表白。这一方面表现他对传统诗教“为尊者讳”的批判精神 ,另一方也是为告诫中晚唐统治者 ,应以玄宗“前俭后奢”荒淫误国的前车之鉴为教训 ,才能安邦治国 ,以避免重蹈覆辙     

陈寅恪诗歌的历史意义

陈寅恪治学以“以诗证史”擅场,解诗则长于“以史笺诗”,评价诗歌多着眼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他的诗歌创作也多以时事为背景和题材,秉笔直书,不避不讳。因此,《陈寅恪诗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位真实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存世诗歌,写作目的如其自评《柳如是别传》,乃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而作为情感的寄托,陈寅恪的诗歌也更能体现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追求。     

从庾信看北朝后期的文人“节操”问题

如何看待庾信的节操问题?这是庾信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却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受传统比“德”文学评价标准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庾信“人品”的高下来论定其“文品”的高下。因而,围绕他的所谓节操问题聚讼不已而很难摆脱封建道德评价的影响。这样,庾信研究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对他的评价随着政治形势的起伏而起伏;也导致研究者从各自的主观好恶出发进行评价;一部分研究者视节操问题为禁“区”,力图回避或涉入时十分浅简。这种从先入之见出发或予以回避的态度,     

“他生未卜此生休”——谈李商隐对唐玄宗的评介

李商隐的一些诗歌对唐玄宗的评价基本上持贬抑和讥刺态度.并对“为尊者讳”而被世人指责为女祸亡国的杨贵妃作了宽容与同情的表白.这一方面表现他对传统诗教“为尊者讳”的批判精神,另一方也是为告诫中晚唐统治者,应以玄宗“前俭后奢”荒淫误国的前车之鉴为教训,才能安邦治国,以避免重蹈覆辙.     

伦理空间的想象性建构——以《金阁寺》的叙事伦理研究为例

《金阁寺》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由传统的重视“伦理性、思想性”回归“文学性、艺术性”的典型文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受到很大重视.这导致了《金阁寺》内蕴的伦理价值远未得到充分阐释,而处于“文学性”的遮蔽中.文章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对“金阁”作为伦理上的“绝对他者”重新解读,呈现文本所蕴含的伦理空间.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看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与时间

从根本上说,搞清楚唯物史观所蕴含的实践与历史的真正关系,有赖于对“历史”在唯物史观中的含义的澄清,而历史概念是建立在时间概念基础之上的。由于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联系,人们也自然地把黑格尔的时间观移植到马克思哲学之中,而忽视了在这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巨大差别。当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时,人们纷纷指责他把马克思主义引向了反历史主义,却没有看到他的理论所蕴含的异质时间和理论历史的积极寓意。事实上,正是通过阿尔都塞,我们才意识到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是建立在异质时间和同质时间辩证统一基础上的理论历史和经验历史的辩证统一。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未能实事求是他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