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画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浓厚的乡土风情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特殊位置,并使其与其他乡土派作家异趣。风俗画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具有独立的意义,与其叙事视角、结构方式、语言表达方式成一体,是其小说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内在要求     

汪曾祺小说与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

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形式技巧和文体风格方面,也体现在个性气质和思想观念方面。正是在文章学传统的启发下,汪曾祺提出了"汉字思维"、以"节奏"代"结构"、"气氛即人物"等许多极传统又极现代的观念和主张,并且通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一种"气本论"的小说观念,一种"以文章为小说"的创作思维方式和习惯。以"气"为本,使汪曾祺获得了接受"意识流"的基础;"以文章为小说",在促其完成小说文体创新的同时,也给他的创作思维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束缚和局限。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音乐性

汪曾祺是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很注重小说语言音乐性的作家,他小说的语言如同一曲清丽诉音乐,与他常用清丽之词短句子有关.小说中,汪曾祺穿插了多种能造成音乐性的手法或多用对偶、对仗、比较松散的对比性的词语、句子以及排比句、叠音;或者有意使语词进行参差与平仄的排列;或者使有着特殊用意的词语或句子隔一段距离重复出现.上述手法使小说语言具有三种音乐效果整齐美、抑扬美、回环美.这种效果与汪曾祺的艺术自觉有直接关系.     

两位中国味小说大师的不同风范--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风格比较

比较赵树理和汪曾祺小说艺术风格,指出二者虽均系中国味的小说,但其风格迥异,并从文化的大视野探讨二者小说风格形成的根源,考察赵树理小说的入俗美和汪曾祺小说的素朴美在结构、语言、人物形象等层面的表现。     

论"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

20世纪30年代伊始,茅盾、吴组缃、沙汀、艾芜等"社会剖析派"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对社会人生世相加以冷峻剖析的作品.在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中,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及"异域情调"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既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的历史回应,又开创了新的乡土小说范式,为20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启示.     

诗性在历史的旷野中坠落——也论汪曾祺小说的诗性品格

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诗性品格问题一直是汪曾祺研究的焦点所在,但以往的汪曾祺研究只是一味喋喋不休于这种诗性本身,陷入到了一种过于宏大的论述圈套之中。本文试图以汪曾祺四十年代的某些小说作品为例,揭示其小说创作诗性品格下所具有的历史维度,并着重论述渗入了历史信息的诗性因子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所经历的曲折变化及诗性主体的种种命运可能性。     

影响与修正: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汪曾祺小说

西方现代派文学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表现内容来看,汪曾祺小说对生存处境日益恶化的体悟、对人性恶的揭露和展示、对人的非理性意识的大胆表现,从表现方式来看汪曾祺小说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分析手法,注重对人物的潜意识发掘和表现。但汪曾祺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技巧,而是将其吸纳、转化为己有,成功地对其进行修正:首先,汪曾祺用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平淡、豁达来中和西方现代主义那种人与环境紧张激烈的冲突;其次,汪曾祺还根据传统审美习惯和传统的表现技巧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追求技术之上的形式主义做了修正;最后,汪曾祺坚持用传统的时间观来对抗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     

谈汪曾祺小说的散文气

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天然美质,读他的小说总感到有一种温柔敦厚的美.在写法上,他不十分注意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描写,也不十分留意情节的组合,而着力于氛围气的渲染和酿造,使他的小说在写人、写景、语言等方面都充满散文气.     

京派乡土小说的浪漫寻梦与田园诗抒写

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决定了京派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从反现代文明和反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最终又部分复归于现代文化批判的视角.所以,京派乡土小说在其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是"半叙景物,半涉人世"的书写状态,而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描写则成为他们田园诗的乡土抒情体式和小说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