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省官制度述略

省官制度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产物。汉代在秦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宫省制度。省宫与宫省不同 ,与中朝官也有很大的差别。秦汉之省官、宫官、朝官的权势有一个相互不断消长的过程。汉代的省官和省官制度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 ,并对以后王朝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侍官加官对象的扩展及其原因

在魏晋南北朝庞杂的加官体系中,侍中、散骑六官与给事中构成一个系列,我们称之为“内侍官”。它们与西汉时期的加官侍中、中常侍、给事中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内侍官的加官对象由原先的中央朝官迅速向纵、横、外三个方向发展,其功能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除了在汉代即具有的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佩带珥珰貂蝉的功能之外,还具有争取更多拥护者的政治功能、避免王公服衮的礼制功能与作为官资组成部分的官阶功能,这些功能同时也是促使内侍官加官对象迅速发展的动因。内侍官作为加官的整个生命历程,显示了制度的连续性与历史的强大惯性。     

宋代省试监试官考论

宋代在科举考试中设置监试官制度源自五代后周之制。南宋在延续宋初发解试监试官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在类省试、省试别头试和省试大院试中设置监试官。嘉定十三年(1220),宋廷首次在省试中设置监试官,并任命了监试人员。省试监试官由同知贡举改任,地位高于同知贡举,且全部以台谏官充任。宋代省试监试官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专职化发展过程,先以台谏官临时监督考官的违规行为,再以台谏官出任同知贡举监督其他考官,最后将以台谏官出任的同知贡举改名为监试官,专门负责监督其他考官。     

汉代禁省宿卫制度试探

汉代皇宫可分为省外与省中两部分,有学者提出汉代后宫即是省中,且省中宿卫由宦官负责。此观点虽为众多史学家所赞同,但通过对旧有文献资料与出土简牍资料的分析,汉代省中范围并不完全等同于后宫。此外,两汉省中宿卫制度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能一概而言只有宦官宿卫省中。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近代甘青地区“土官“制度变迁简论

甘青“土官”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以封地为基础的土官制度与郡县制不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还包含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把领地部族关系转变为州县对民户的统治关系,是改土归流变革的根本内容。而这在游牧民族的实施困难重重,反映了社会水平对制度改革的制约。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促成了甘青土官制度改革的急促与近代内容。土官所属的民族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变迁。     

《周礼》食官制度及其影响

《周礼》所记载的饮食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系统,其体系庞大,55种食官职掌分明,构成三个层次,呈金字塔形。食官除了提供王室食品外,还供应祭祀的祭品。《周礼》食官制度体现了儒家的中和饮食观和仁学礼食思想。它对秦汉以后食官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

在我国汉代(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年),社会上曾存在过大量的奴婢,这是公认的事实。史学界虽然对汉代奴婢数量、来源和用途等方面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人一直把汉代奴婢视为奴隶。因此,在探讨当时的社会性质时,奴婢问题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最近,还有把罗马奴隶制与汉代社会做比较研究的文章,其中所举有关汉代奴隶的资料,也多是古籍中关于奴婢的记载。尽管早有学者曾经指出过:秦汉时代的“官私奴婢”和“奴隶社会的奴隶”有“不同的地方”,但也未否认这些奴婢是“奴隶制度的残余”。可见,奴婢就是奴隶的看法,在史学界似成定论。但是,笔者研读了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和翻阅了历史资料以后,觉得上述看法仍有讨论的必要。我认为:奴隶和奴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汉代的奴婢不是奴隶。现将一些粗浅认识提出来,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从朝集使到进奏官——兼谈中国古代的“驻京办事处”

朝集使和进奏官分别在唐前、后期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朝集使到进奏官的变化,不仅是唐代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方式的变化,更是唐代社会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演变的缩影。若将时段拉长,把朝集使、进奏官同战国秦汉以来即存在的上计吏加以对比考察,还可从中窥探中国古代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历史演进。     

官文化：把人变成奴才的文化

在中国的封建统治中,形成了一种与封建经济、政治相适应的官场文化——官文化。官文化曾促进过古代中国的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它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建设先进文化的严重桎梏。因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官文化的实质、特征及其危害,彻底批判和清除官文化的影响,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北魏内官制度杂考

由于史料甚少，对北魏内官制度很少有人问津，有些问题模糊不清。本文则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探究，如对“三夫人”、“九嫔”以及宫内诸女官等作了一番考证，提出了与前辈学者不同的看法，或可为一家之言。     

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     

中国传统司法“官无悔判”之辨证——兼论清代地方司法治理实践中的“信谳”追求

学界多有学者将我国传统司法文化概括为“官无悔判”,而对于“官无悔判”的解读大多持批判的态度。“官无悔判”的定论与解读是值得商榷的。在清代以“信谳”为追求的地方司法治理实践中,官有悔判是普遍存在的客观史实,且主要表现为审断过误的改正,其中既有地方官的自行改正,也有依托于案件覆审程序的上司驳正。官有悔判的形成,一方面肇始于审断官吏们过而能改的内在约束,另一方面发轫于各级衙门间审断有责的外在规制。对于“官无悔判”的解读,不应仅仅局限于偏执回护、拒不改正错案的一面,在考察清代地方官追求“信谳”理念的过程中,也应关注到“一成不变,君子尽心”之义,以及俗语“官无悔笔,罪不重科”背后所呈现的据实详审的精神,其中也彰显了古人对听讼处断既判力与稳定性的维护。     

宋代六部架阁官制度

六部架阁官制度始创于宋代。该制度运作的显著特征是精英化与馆阁化,体现于六部架阁官的选任与仕途发展。六部架阁官制度主要运行于社会文化趋于内向的南宋,它既提高了行政效率,防止了胥吏擅权乱政,又为统治集团输送了层出不穷的才俊。因此,研究六部架阁官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官政治。     

中国古代内官制度的演变

该文就历代太后、皇后、妃嫔、宫女的内官制度的演变作了分析归纳,认为内官制度是在历代的 不断变化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的;隋唐以后至明代宫人女职成为内官制度的主流,这一点在明代尤为明显。     

秦汉“都亭”考略

(一)要明白秦汉“都亭”的含义,有必要先从这时的“亭”的含义与性质说起。关于秦汉时期的“亭”,今人王毓铨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写了《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亭”,并非《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所说“大率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亭”之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所谓“十里一亭”的“里”,不是指“乡里”组织的里,而是指十里的距离。因此,“亭”不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至于“十亭一乡”的话,则是在把“亭”当作地方行政系统的一级机构的基础上按照十进制推演出来的说法,故同东汉人应劭在其《风俗通》中所说的“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的话矛盾。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系统说的梗概。那么,汉代的“亭”是什么性质的结构呢?王先生根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官仪》说“亭”是“司奸盗”的机构及《晋书·贺循传》说汉代的“亭”有“防禁切密”的职能等,从而认为汉代的“亭”主要是监督劳动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机构。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说。我在阅读秦汉史籍时,往往以王先生之说验之,深感其说不诬。及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后,由于简文中几次提到秦时在城市中设有“亭”,则“亭”显然非十个“乡里”组织之“里”设置一个;且简文中谓“亭”有“亭校长”、“求盗”等     

论宋代的进纳官制度

进纳官是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一制度虽常遭有识之士的深刻批判与彻底否定,但在从汉至清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却始终可以觅到其污浊的身影.宋代的进纳补官制度承前启后,独具时代特色,宋代进纳官制度的根本属性,实为官钱交易长期存在,负面影响显著.     

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补考简

本文对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录文进行了考补,指出文书中“银牌安排官”之“银牌”二字,当是西夏牌符制度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银牌安排官”可能为中枢机构的派出官员或机构,认为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的书式等与其他榷场使文书不同,故不宜将所有南边榷场使文书的时代统一定性为“后大庆三年”。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中记载的“新法”,似可称为《大庆新法》,而非《贞观玉镜统》。     

试探辽代北宰相府的职能

研究辽代北宰相府的职能,首先应当注意《辽史·百官志》的两段记载。一是“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甫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①。这里涉及的全是北面中央官“朝官”的主要部门,从文意理解,北、南宰相府是总辖各部门的最高权力机构。但这段史料明显地反映出著《辽史》者将中原封建官制中的六部硬行与经过改造以后的辽朝政权机构捏合在一起的痕迹。照此,六部似乎在辽代都有相应的部门,而且是在北面官系统中,只是名称改成了“北枢密”等等。对于北面官系统各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