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发展趋势分析——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当前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但从本质上讲,非政府组织是相对于政府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反映特定的社会结构,因此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才能掌握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发展趋势。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提出由此决定的非政府组织的三条形成路径,进而提炼出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发展的本土化、依附性和自主性三个特征。     

社会组织化:构筑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的关键

构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是现代社会民主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构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问题往往不在于国家力量的不足,而在于社会自主力量的有限。规范组织和发展社会力量,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自主性,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是我国构筑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前后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如果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观察中国六十年的政治发展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政治和政府体制确定了相对合理的权力界限,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有限的二元均衡;执政党制度性权威逐步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了基本的有效连接;社会的有效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发挥社会有效制衡国家权力的作用,使国家的权力运行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使国家和社会进入相对平衡和有效互动的状态.     

当前社会心态问题及其应对

由于面临“前所未有”风险背景,焦虑逐渐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社会各阶层滋生底层认同心理,不公平感、“群体性怨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应承担破解社会焦虑的责任,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消解不公平感,用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消解社会底层认同心理,用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消解“群体性怨恨”情绪,建立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积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于对大涌商会的个案研究

关于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存在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两个争鸣的范式.本文通过对大涌商会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企业自发组建和自愿参与的经济社团的发展并未走向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而是表现出典型的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的特征.虽然在服务会员、行业自律上,大涌商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经费来源、人事安排、职能履行等问题上,它对地方政府又存在组织性依附,因而具有服务会员和协助政府的二重性.     

对当前民众社会心态的基本判断及存在问题分析

社会的和谐归根到底要体现为社会成员心态的和谐,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亟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当前民众社会心态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总结,对民众社会心态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凿社会心态的对策建议.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中国改革对策的探讨——以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为例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人类对国家与社会的认识,也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国家要利用政策来调控市场,惠及社会.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对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功不可没,但高房价会对社会不和谐带来巨大的冲击.实施租售并举,以租促售的房改政策,有助于解决国家与社会供给需求的平衡,使住有所居得到统一,有利于国家协调和理顺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     

社会学的品格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框架

社会学是为解决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整体危机而诞生的一门学科.这决定了社会学关注结构与秩序、寻求社会与政治整合的学科品格.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化生活方式之一,其本质属性在于塑造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指的是国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经由洛克、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被认为是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相关的市民社会、法团主义等理论契舍了社会学的品格,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秩序,但需要保持一种本土化警觉.     

网络语言与网民社会心态的折射

网络语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脱胎于现实社会。通常来看,网络语言具有继承移置、发展渗透、简约精炼、幽默调侃和非规范性特征,如果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网络语言显示出一些网民批判现实、解构权威、追求差异和反抗叛逆的社会心态。     

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管理组织生成逻辑研究

社会管理组织生成逻辑的方法论基础有关系主义、结构化理论以及人性的假设.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以人的需要为逻辑起点,通过对资源交换行动与社会关系之间互动和转换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行动者而言,需要促成了资源交换的行动,而资源交换又造就了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在特定空间的聚合并发生制度化和有序化的过程,则标志着组织的诞生.社会管理组织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组织目标的公共性,组织行动的参与性和组织关系的互惠性.     

网络社会中国家意识的消解与重构

网络社会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使公民的国家意识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的消解表现在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行为等方面.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消解的缘由是:国家的政治主导力下降、经济自主性动摇、文化认同感削弱、社会系统化分裂.在网络社会中重构公民的国家意识,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即重视网络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增强网络技术的创新力,凝聚民族文化的核心优良传统,建立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     

市民社会与中国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起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由启蒙时期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再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则是其对自由的追求、对矛盾的争辩、以及对认同的渴望,这也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本文提出"自由—矛盾—认同"的逻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独立的价值理念、非零和博弈的观察视角、沟通模式的制度化取向,此三者也是中国市民社会本土化出路的关键。     

中国农村的微观社会网与宏观社会结构

本文以1996年11月—1997年3月对天津农村居民社会网第一次大规模系统问卷调查的资料为基础 ,从社会网的规模、关系构成、紧密程度、趋同性、异质性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农民社会网的基本情况 ,指出天津农民的社会网具有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等特征。在中国农民社会网的关系构成中 ,以血缘和姻缘连接起来的亲缘关系比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既与宏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一致 ,又与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同构状态探析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基础和宗法制度的制约作用 ,以及忽视个人权利、漠视经济利益的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同构状态。社会被笼罩在国家之下 ,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政治领域的规则成为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政治权力成为主宰整个社会运行的指挥者。     

从辅助性原则看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以德国公立型和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为例

本文从"辅助性原则"的理论和立法视角,以德国公立型和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为例,分析和探讨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法律框架、国家与社会组织各自的责任与任务,并从历史发展和国家模式的角度,分析辅助性原则对中国构建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有何启示和局限。     

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

本文对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概念,并以此概括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文章指出了"行政吸纳社会"的三种主要方式——"限制"、"功能替代"和"优先满足强者利益",并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功能替代"和"优先满足强者利益"进行了说明。通过考察"行政吸纳社会"的实际效果,发现这是一个真实有效的体制。在"行政吸纳社会"的体制中,国家与社会不是分离,更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融合。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政治文明探析

从社会与国家关系角度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在于构建互动平衡的社会与国家关系。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行历史检讨的结果表明:对我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急需构建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人权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国家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从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的改革将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以此为基点,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必将产生,也势必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