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隐逸词解读宋代隐逸文化

本文选取苏轼具有代表性的隐逸词来分析其隐逸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对苏轼隐逸思想和宋代隐逸文化做了分析。文章阐述了苏轼＂以儒治世、以佛静心、以道修身＂的思想特点,说明宋代隐逸文化已经内化为人的心理需求,宋代文人更看重人内心的解脱与超越,这是对前代隐逸思想的继承和突破。     

论东汉士人的“岩穴”情结及其文学表现

东汉官场污秽,众多守节之士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不与当道合作,多高蹈隐逸之行。有的人志追巢父,裂冠毁冕,栖居岩穴,轻慢王公,傲视天子;有的怀道隐居民间市井,以全性遂志为人生理想,躬耕自给,泰然处之;有的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屈从征辟,但他们居官不视事,身在魏阙,心驰岩穴,身与心陷于极度的矛盾中。这些"岩穴之士",有的以坚定的隐逸之志和岩穴生活实践著称,有的则将隐逸之志见诸吟咏,抒发"岩穴"情怀。东汉士人寄情岩穴的人生实践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王维与孟浩然隐逸的差异性

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两位著名的隐逸诗人,但由于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及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他们的隐逸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从隐逸的动机看,王朝隐以图自安,孟弃世以逞其志;从隐逸的形式看,王富贵山林、亦官亦隐,孟情寄山水、布衣终身;从隐后的心情看,王恬淡平和,孟怨怅愤懑。     

论唐诗中的寻隐主题

唐代隐逸风尚盛行,文人与隐士交游频繁,唐人寻访隐逸乐此不疲,由此滋生出唐诗的寻隐主题。唐诗的寻隐主题是对前代招隐题材的承继。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寻隐诗体现的思想意趣有异,但唐人借寻隐来满足其山水之好、寻求心灵超脱的鹄的则是一贯的,其中不乏名篇佳作。     

论西行法师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

西行法师在长达50年的隐逸生活中,开启了日本隐逸文学的先河。他把隐逸生活与和歌创作结合起来,在和歌创作中融入了佛教思想,扩大了和歌的表现领域。他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发现了"闲寂"的美,使"闲寂"的美学理念得以形象化,丰富了和歌的表现方法,直接影响了"徘圣"松尾芭蕉的创作。研究西行法师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这位日本古代的传奇歌人,而且可以使人们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史有进一步的理解。     

《宋书·隐逸传》的隐逸观 与陶渊明形象的经典化

沈约在《宋书·隐逸传》的序和论中详细阐述了"贤人之隐"(晦道)与"贤者之隐"(藏身)的不同,揭示出这组矛盾背后的深层意蕴。其论述不同于传统隐士书写仅关注这一群体"激贪厉俗"的外在客观作用,而是更多地将"隐"的行为回归到隐逸主体本身,分析"隐"的动机,细化"隐"的类型,从而创造性地将"隐"与"贤"结合起来,最终以"独往之人"("哲人")作为隐逸的理想状态。陶渊明作为当时"独往之人"的代表,成为沈约隐逸理想的现实呈现。客观上,沈约《隐逸传》的书写对陶渊明形象的经典化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千古隐逸第一文——皇甫谧《高士传》序的文化解读

从文化角度解读<高士传>序文,认为其从四个方面对隐逸文化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第一,揭示并强调了儒家思想与隐逸文化的密切关系;第二,概括了隐士发展的简明历史;第三,论述了隐士对社会政治的重大作用;第四,阐明了<高士传>收录人物的严格标准.<高士传>序文堪称中国隐逸文化史上的第一篇专论,标志着我国隐逸文化的发展成熟.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主题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释、道三教是在不断冲突、不断融合中共同发展的。从社会教化角度的三教一致到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地位上的三教鼎立、三教争衡,再到思想义理、哲学层面的三教融合,至宋代,社会思想领域最终确立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思潮铸就了宋代文人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思想性格和处世心态,从而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思想和艺术面貌。其中,文学主题的演变即是宋代文学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隐逸的精神化转向、迁谪文人的自适情怀以及宋代诗文中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均与当时三教融合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浅论王蒙、倪瓒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共性

元代山水画作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出现了一大批隐逸的文人画家,而王蒙、倪瓒正是这批优秀的隐逸画家的代表。作为繁简二体代表的大家,王画繁密、倪画疏简,面貌虽然各异,但却呈现出若干共性。     

陶渊明与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

陶渊明的诗文与高洁的人格在当时就为人们所称赞,这与他儒道杂糅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诗文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田园世界,他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后代作家更是从他那里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说,陶渊明为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开了先河。     

刘宋时期门第寒微学人群体之兴起及其原因考论

刘宋立国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学人群体不断兴起,其中包括隐逸经史学者、佞幸权臣中的才学之士、高僧中的尚儒人物和其他学人。这些类型的学人群体的出现,体现出中古学术文化史的新变化。就门第而言,他们大多出自寒门,或出自门第寒微化的低级士族。就其学风特征而言,寒人学术群体与高门士族社会普遍崇尚玄学不同,他们处于社会下层,大多居于非文化中心地域,因而学风偏于保守,普遍重视儒学和文艺、术数等实用才艺。刘宋时期寒门学人群体之兴起,主要在于随着晋宋社会变革,刘宋统治者不断强化皇权,在思想文化方面重视儒学,这对隐逸经师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此外,刘宋统治者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调整在于拔擢寒门文士以充任佞倖幸,诸藩王也招集文士,其中间有通博之学人。可以说中书通事舍人之类官职成为寒门学人的进身之阶、显名之途。     

试说王维《鸟鸣涧》中的“桂花”

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中的桂花意象究属何指,历来颇受关注。一般有两种解析：一是指代月光,一是实指桂花。有论者谓,指代月光与后句＂月出惊山鸟＂意象有重复之嫌,若实指桂花则又谓春天不当有桂花开放。又有人别出蹊径,认为此桂花只代表隐逸之志。从王维创作特点和该诗的语境看,实指桂花不合逻辑,代表隐逸之志实属下解,指称月光才是最合理的解释,不必刻意翻新,以深释浅。     

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

孟浩然一生与鹿门山、鹿门寺及诸多寺庙、僧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他对佛理禅意的理解和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强化,又促使他与僧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寺庙僧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孟浩然这种佛教情节与现实交杂互叠后,则又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促进了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真正选择。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情结,暗示着其人生旅途轨迹。     

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陶渊明作为精神偶像树立于诗坛,纯粹是靠文学实现的.而他的作品后来被遵尊为一种风格典范,则是依赖其作品的精神史内涵.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包含着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作为其文学之标签的"隐逸"在后世的接受也呈现为多样的内涵,尤其是到明清两代,已被注入特殊的积极意义.与隐逸原初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情与貌 略相同——斯奈德与寒山的比较研究

寒山,中国唐代著名隐逸诗人;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生态诗人。20世纪50年代,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美国出版后,影响极大,为寒山诗在美国的流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斯奈德在生活方式、诗歌创作理念、艺术手法乃至精神境界等诸多方面与寒山不谋而合,或者可以说是寒山的忠实追随者,但二者毕竟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因而也必然在隐逸观、人生观等方面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进而表露出不同的人生追求。     

唐代儒隐的基本模式

唐儒隐逸的主要模式有三种一是不仕则隐,独善其身.士人们仕途受挫或仕进不得,只好身归林泉,在自然山水中寻求精神安慰.二是终南捷径,以退为进.打上逸民的旗号,用隐士的清名来招引当权者的注意,从而实现入仕的真正意图,这实际上是一种曲线求仕行为.三是休沐田居,亦官亦隐.既要追求功名利禄,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又不放弃隐逸情趣,着意在精神上追求享受.     

日常生活的诗化——日本汉诗艺术特色初探

超政治性是日本文学的传统.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虽在形式上完全一致,但它反映的是日本的文化及日本人的审美特征.日本汉诗中以田园风光、自然山水以及隐逸情怀为主题的诗歌,在民族心理、审美情趣、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异质性.     

“蟪蛄及秋死,木槿向朝荣”——清初曾灿诗歌中的生存之思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群体"易堂九子"中曾灿以好诗、能诗著称当世。在其现存的近千首诗歌中,曾灿集中抒发了他的故国之思、高蹈隐逸之情和后来因为稻粱谋而滋生的羞耻感、苦痛感。其生存之思的变迁,既是其丰富而生动人性的真实显现,又代表着明清鼎革之际遗民的普遍心路历程。     

中国近代人口思想辨析

通过对近代人口思想的考察，探索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众国强”思想对近代社会人口发展的影响，以及孙中山人口思想与毛泽东人口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论证了近代人口基数过大和近代人口思想的影响，是造成建国后我国人口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     

青啤地产画刊

古今隐逸之山居古人云:"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山居字面解释是在山中居住,山中的居所,古时一般指文人墨客远离尘世的喧嚣,寻一环境优美的山中居住,取安静,自在的意思。当然山居也不仅仅是到山中居住的意思,诚如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南史·隐逸》所述,山居隐士需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和素质,隐者不仕,不求出名,如果不是这样,那和在山中砍柴的樵夫和世间凡夫俗子又有什么区别。总结古人对于山居的看法,最主要的还是对"道"的感悟,以便达到怡然忘怀、齐同万物的那种精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