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近代英国法治秩序与市场经济建构的制度之基

英国的司法独立,主要是指普通法院相对于国王、相对于行政的独立。英国自“诺曼征服”以来,普通法院一直从属于国王,实施着国王的统治权与财产权不分、政治与经济不分的政治治理。然而由于近代早期英国财富存在形式的变革——由实物向货币的转化,财富从属于社会,进而引发了获取财富的方式变革,即由先前的国王分配变为市场分配。为适应上述变革,普通法院开始强调自己是习惯法的代表,坚持市场交换正义原则,开始与国王、与行政分离开来,确立了司法独立。英国普通法院司法独立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促成了英国政治与经济、行政与司法的分离,完成了英国法治秩序与市场经济的建构。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应然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建立、撤销、重新建立的历史证实,弱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必将造成法律运行的混乱,这有悖于中国权力运行模式。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对司法审判的法律监督必不可少,而由检察机关行使这项权力有着历史及现实的必然性。     

民国初年的法律与革命——以姚荣泽案为例

姚荣泽案是指辛亥革命时期清朝江苏山阳知县姚荣泽惨杀革命志士周实、阮式的案件。围绕该案的审理,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和沪军都督陈其美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法律和革命孰主孰次。伍廷芳强调法律至上,任何人都要依法办事;陈其美则提出革命远未成功,革命时期革命至上,其他的一切都必须为革命服务。他们尽管分歧很大,但均以维护民国为立论的基础,以民国成立为立论的前提,从而创造了妥协的条件。姚荣泽案说明,在革命尚未成功的转型时期,包括法律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实现彻底革命,法律与革命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充满矛盾和冲突。     

从《红楼梦》看清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清朝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制度,从中不仅可以发现封建王朝的宗法伦理观念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由于清王朝是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变革时期,与以往各代的封建法律相比,其对婚姻家庭的法律控制已相对宽松。     

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中国法治进程的拓展与深化

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职业群体依据法律进行思考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法律思维也有着一定局限,包括仅仅聚焦于个案、过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难题等方面。如果说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围绕法律及其相关社会规范进行思考的方式。相比较而言,法治思维更加全面和综合。法治思维能够弥补法律思维的不足,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主体、评价标准、作用范围和学科属性上,其中主体的区别具有决定意义。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共同指向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在未来的发展中,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展现了法治的拓展和深化,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职业群体和权力阶层需要携手共进,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需要深度融合。正式法律制度是实现这种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式,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等。     

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实践进路——从秦代法治的视角

信仰不仅具有神圣性更具有社会性.法律信仰在中国法治社会初创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价值.构建法律信仰的关键在于权力阶层的自省与自控.秦帝国开历代法治之先河.秦以法治吏,以吏治推动法治,以强制力促进法律文化的塑造.重新审视分析秦法治与吏治建设的经验,对当代国家主导的法制建设与法律信仰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美国Baby-M案看中国代孕合法化

代孕合法化并不是将任何一种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代孕行为给予合法地位,而是对那些具有正当性基础的代孕赋予合法地位。由于美国Baby—M案中的代孕并不符合正当性代孕的基础,因此依据该案对代孕违反公序良俗的评论并不适用于具有正当性基础的代孕。基于正当性代孕形成的代孕协议属于身份(财产)契约,并非有偿的交易契约,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应为有效契约。     

当代中国农民法律素质现状与提升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素质是公民必备素质之一。调查表明,当代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着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运用法律能力较差的问题。基于此,应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党员干部开展法律素质教育,从而提高当代中国农民的法律素质,推进现代化进程。     

法律文化与中国的宪政之路

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分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的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特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宪政建设不仅要求以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而且要求以宪政观念作为其思想条件。离开广大社会成员良好的宪政观念,“宪政国家”的理想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但宪政之路离不开本国的法律文化环境。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机构和法律设施的总和,是实现宪政的土壤和根基。营造良好的法律文化将为宪政提供思想基础。     

关于改进法治舆论环境的若干思考——基于公民法律信仰培育的视角

公民树立法律信仰是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备前提条件。目前中国一些公民并没有完全对法律产生信仰,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前我国法治舆论环境不良。笔者认为,中国改进法治舆论环境应着力抓好四个方面的舆论宣传：一是加强现有法律制度的宣传;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宣传;三是加强法律的工具价值宣传;四是加强法律中所蕴涵的自由、人权、民主、正义、科学、秩序、效率等非工具性质的崇高价值宣传。     

司法考试——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桥梁

法学教育,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前提和基础,法学教育通过司法考试源源不断地向法律职业输送法律人才。而当前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的还不够,法学教育偏重基础理论和学术精神,而法律职业几乎完全是实践。司法考试起的核心作用,就是要立足于法学教育的现状,尊重高等教育的规律,在考试内容等方面与法学教育相互协调。逐步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与共同发展,最终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合理衔接问题。     

从现行法律规定看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的区别

2009年3月8日．北京市社工委书记宋贵伦表示．北京计划分三年招5000名大学生任专职社区工作者。由于社区工作者有时也被简称为社工．因此．许多人常常把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混为一谈。其实．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不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也是有明确的区别的,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名词,现简单分析如下：     

刍议中国的法律信仰

《法律与宗教》一书不仅论述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也在法学理论层面剖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经典的法律名言令人回味无穷,也将时时引导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如何让看待处理生活中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信仰、上帝和法律三者之间紧密结合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的法律文化深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濡染。但在西方社会关系中法律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伯尔曼的所言:"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人的情感,人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人的信仰。"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来探讨分析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在现实和法学理论上都有深远的意义。     

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法律思维与日常思维的关系

在哲学解释学兴起以后,法学家已开始将独断解释与探究解释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思维的融贯性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传统的解释理论已被论证理论所取代。但从法律思维的主流倾向看,法律思维仍然表现为在不背离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法律灵活运用。解释学的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模式。这构成了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根本区别。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界限并不是恒定的,在法治社会中二者是相互影响并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变换主要是通过提升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来实现的。     

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凯尔森与哈特的法律概念之比较

凯尔森和哈特对法律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凯尔森将规范作为法律的上位概念,而哈特则将规则作为法律的上位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分别是他们认识法律的基本概念。凯尔森通过规范的观念强调了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逻辑体系的存在,奠定了法律科学独立的基础;哈特则通过规则的观念强调了法律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法哲学在西方学术界重新恢复了活力。通过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的概念分析,对两位分析法学名家的理论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     

论政治法与法政治学——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契入

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法律的实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进程。政治不仅以立法过程产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权力基础,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影响。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领域建立秩序并有效约束权力的关键,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规制的领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这一部门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是法学、政治学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提出法政治学范式。本文通过廓清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冀图明确法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和工具。     

权威、合理性与法律——拉兹的法律权威论研究

权威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核心问题.拉兹构建了服务性权威观,并将服务性权威观的依赖论、常规证成论和优先论这三个命题运用到法哲学中,倡导一种有限且敏于语境的法律合法权威观念.他认为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权威以及所具有合法权威的范围因人而异、因具体情形而定.这一理论观点否定了公民服从法律之一般政治义务的存在,其理论旨趣在于捍卫公民的自由.     

德性与法律之间——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当代践行空间

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是人的内在德性的充分展现,是先秦思想家创造的天人合德道德范式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是完全内化于人的内心的自我约束行为准则,这一准则不具有外在强制性,因而在当代无法起到有效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而法律则是由习惯发展而来的外部强制的行为规范,这一外部行为规范所满足的是社会对人的行为的最低要求,这一最低要求无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必须靠内在德性与外在法律的结合,方可实现和谐的目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当代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在新世纪迎来了新的复苏契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既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亦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两方面的和谐就需要在人的内在德性与外在法律之间构建一个德性践行的空间。     

从清代礼法之争审视入世条件下中国法律的传统转型

历史上中国法律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 ,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从“礼治”到“法治”的变革 ,最终形成孔子正统和清末礼法之争 ,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法律制度。清末礼法之争之后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中国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极大影响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 ,入世条件下中国法律的完善 ,即WT0对中国法律诸方面发展造成的影响和完善可以认为是中国法律的又一变革。     

从独白到对话——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法律论证理论摆脱了传统法律方法论所预设的单一法律决定主体的理论局面,而引入多元化的主体,由此使得法律论辩成为可能.法律论证理论视域中,德沃金独白式的赫拉克勒斯法官形象已经被"听众"和"解释的共同体"等复数主体的观念所取代.从独白到对话的理论演变,使法律方法从传统理论迈向法律论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