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一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被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先秦两汉哲学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宋元明清哲学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以人事论和人心论为基本内容的天人关系论,本质上是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以追求理想的自制生活为基本精神,它与以追求理想的外制生活为基本精神的西方哲学应可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生活观,即理想的生活之道是自制与外制的统一。     

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还是“功贤于耕织”、“义者宜也”,究其实质 ,都关乎义利之辨。“利”应是指物质生产品 ,“义”是指对物质生产品的合理分配 ,二者本为统一的两个方面。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康德哲学,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其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于其伦理学中的“卢梭式革命“则似涉足不够;这大概是和人们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以及把康德哲学的产生主要看作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这样的定势思维相关。其实,就康德本人来说,他向来是不主张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的;相反,在其整个“批判哲学”中,“人是什么”等道德本体论问题倒是一直被摆在首位的;其中尤以实践理性优先权的确立为最。换句话说,“实践理性优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旋律,整个康德“批判哲学”就是为说明这一主题的。因此,若要真正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康德哲学,就必须捕捉他的“实践理性优先”这个思想。     

哲学认识中的思辨和分析

:“思辨”和“分析”是哲学认识中两个至今仍然扑溯迷离的重要范畴。对这两个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作一深入探讨 ,是哲学认识论研究的一项关键任务。思辨作为对经验实在和逻辑规定的超越性思考 ,是哲学认识的基本方式。而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活动 ,既不与思辨相对立 ,也不与之相并列 ,而是其重要方面之一。思辨本身包括极为不同的两方面活动 :分析和建构。哲学思辨正是哲学分析和哲学建构的统一。     

科学发展理性:中国转型社会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表现为科学发展理性,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对求解中国转型社会问题的最佳回应;二,对古今中西公共理性的扬弃和创新。科学发展理性的公共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统一如何可能?——对费希特思想的解读与反思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在费希特整个学说中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一方面,他想要确保具体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让自身陷入特定的事实中。费希特从人类理性的、整体的历史出发,将具体的历史内蕴于先验的统一中。为了实现这种统一,费希特对历史与形而上学进行了哲学理性与信仰两个方面的调和。但是,通过对费希特调和结果的重新审视,我们不难发现,理性与道德信仰之间似乎总是存在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费希特处理历史与形而上学关系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样也是其全部学说必定会遭遇的一个哲学困境。     

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康德哲学,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其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于其伦理学中的“卢梭式革命“则似涉足不够;这大概是和人们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以及把康德哲学的产生主要看作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这样的定势思维相关。其实,就康德本人来说,他向来是不主张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的;相反,在其整个“批判哲学”中,“人是什么”等道德本体论问题倒是一直被摆在首位的;其中尤以实践理性优先权的确立为最。换句话说,“实践理性优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旋律,整个康德“批判哲学”就是为说明这一主题的。因此,若要真正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康德哲学,就必须捕捉他的“实践理性优先”这个思想。     

“我思故我是”才是笛卡尔的本真沉思——对“我思故我在”内在含义的新解析

“我思故我在”由于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而影响深远,而我国学术界长期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去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结果必然导致了对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的偏离。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因此,“我思故我在”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论真理的本质——对现行哲学教科书的真理定义的不同思考

真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行的哲学教科书把真理的本质规定为:真理就是人们的认识、意识中同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内容,或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笔者认为,真理只是客观的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 (一) 哲学发展史表明,人们对真理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认为真理是感觉和事物及现象的符合到认为真理是理性与规律的统一的过程。哲学一词按词义来说,就是“爱智”,也就是探求真理的意思,因此古往今来的哲学家     

从“道”的“无”和“有”看《老子》哲学的二元论

《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的性质,直接决定着老子哲学体系的性质。《庄子·天下》篇说《老子》“逮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确实抓住了《老子》哲学的核心。《老子》第一章是全书的纲领。这一章比较全面地描述了“道”。“道”是天地万物的起始和根源。“道”本身有“无”和“有”两个方面的规定。说“无”,指的是“无形”、“无名”;说“有”,指的是“有形”、“有名”。“无”和“有”是“道”本身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道”是“无”和“有”的统一。     

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毛泽东在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重要著作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两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辩证法,又是认识论;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又是历史唯物主义。“两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两论”揭示了“实践”的“矛盾”本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升华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转换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两论”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统一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智慧”。     

将“功夫”引入哲学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面临的两难困境是,要将它纳入西方主流哲学狭隘的框架,便会丧失其独特性；而保持其独特性,则难以摆脱其游离于哲学之外的命运.要打破这一魔咒,必须将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引入哲学,参与哲学的“立法”.宋明儒家常用的“功夫”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涵,能够将实践与主体的转化及修炼的方法等层面结合起来,克服西方主流哲学执著于理性认知而忽视实践指导、把行为仅仅看作主体选择而忽视人的自我修炼这两大盲点.它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哲学的发展:功夫可以作为一个哲学的视角或取向,可以作为一个哲学研究的领域,也可能引导出包括功夫伦理学在内的一系列功夫哲学理论.     

他异性中的同一——再论谢林晚期哲学的体系结构

谢林晚期区分了“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但仍然要求这两种哲学具有一种一体两面的同一性关系。不管从理性的思辨哲学出发,还是从肯定性的实存哲学出发,我们都无法理解这种同一关系或一体两面关系的构造方式。这种构造方式建立在对近代哲学的诊断上,也建立在对否定性的思辨理性的片面性揭示上。但无论如何,谢林的目的都是重新确立理性,让理性是现实的理性,让现实是有可能性的现实,从而让理性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理性。这也是谢林作为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家为体系建构做出的最后的重要贡献。     

“例外”与“常规”的争执——施米特与凯尔森法哲学比较研究

施米特的法哲学思想以“例外”(Ausnahme)为标志,凯尔森的法哲学思想以“基础规范”(Grundnorm)、“常规”(Norm)为标志.两者之间的冲突,远非20世纪30年代“谁是宪法的守护者”那场论战所能涵盖.除了“宪法的守护者”之争外,两人还有更深层次的冲突:启示与理性以及圣经旧约与新约的冲突.这一冲突恰恰昭示出现代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最核心问题——实际也是西方思想的关键问题!施米特没有回避这一思想争执,他创建的政治宪法学,将凯尔森的纯粹法思想融入到自己的法哲学理论之中,从而既保留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地位;又以“例外”昭示现代人:“启示”并没有被“理性”所击溃.     

关于“哲学”的定义问题的思考

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必须回答哲学是否存在。因为从哲学范畴的逻辑序列来看,存在先于本质。哲学存在吗?从语义的角度讲,我们现在使用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是从古希腊文的philein和sophia这两个词演化来的。philein是“爱”的意思;sophia是“智慧”的意思,这两个词结合起来组成philosophy就是“爱智慧”。在中国古汉语中,哲学的含义也是智慧。《尔雅》释“哲”学说:“哲,智也。”19世纪日本最早传播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首次用汉语的“哲学”来表述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学说。中国学者黄遵宪又将     

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

罗中枢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独到,但也使人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如果“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那么,康德为什么在追问“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时,还要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其次,如果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罗教授的观点作一补释,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力图解答上述两个疑问。     

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以下两种看法很有影响。第一种是比较流行的,几乎写进了每一本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看法。它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这是回答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第二方面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这是认识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第二种看法则试图对哲学基本问题做“一元化”的理解,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未揭示出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内容,只有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辩证法哲学的两种规定

本文谈的是关于辩证法哲学的规定问题,即同一个“辩证法”、同一个“哲学”的名称,如何在不同的情形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并说明不同含义的各自适用范围,说明它们存在的理由。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中,就列宁对辩证法所作的某些表述,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列宁在这期间(指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引者注)反对形而上学和庸俗进化论,并且把辩证法的定义规定为‘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     

试论汉日语类指的表现形式

指称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类指作为指称的一种,成为当今语言学、语言哲学等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类指的表现形式,语言学界众说纷纭,还没有达成统一。将类指成分纳入名词性成分的一个子系统,对类指成分在现代汉语及日语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对于类指的表现,中日语言在光杆名词、“的”字结构、“这”／“那”＋普通名词和“コソマト”体系等方面既有相似,又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