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加强异地商会档案管理

本文通过对异地商会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分析，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对于异地商会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妻子涉入管理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角色冲突理论,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的妻子涉入管理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考察实际控制人夫妻婚姻持续时间和中立的父辈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姻亲参与治理的中介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妻子涉入管理显著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尤其当妻子的学历等于甚至高于实际控制人时,妻子涉入管理的代理成本会更高;实际控制人的婚姻持续时间和中立的父辈均显著弱化妻子涉入管理的代理成本;姻亲参与治理在妻子涉入影响代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视角的员工创造力产生机制研究

员工的创造力不仅来自于个体积极的自我认知,也受益于组织中的人际互动。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视角,本研究建构了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模型,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采用来自国内某大型企业集团77个工作团队中的上司及其295名下属员工为样本,使用Mplus软件进行了多层次路径系数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核心自我评价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2）创新过程投入在核心自我评价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3）工作社会支持调节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过程投入以及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工作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核心自我评价对创新过程投入以及员工创造力的促进作用越强;（4）创新过程投入中介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社会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从碳中和的背景出发,探讨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选取2016—2020年度275家重污染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表现与企业价值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拥有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提高企业价值。加入了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变量与财务绩效的中介变量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表现在影响企业价值时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财务绩效对公司治理在影响企业价值时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道德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社会交换的中介作用和权力距离取向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采用由202位下属及其领导构成的领导—下属配对数据探讨了道德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道德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和社会交换有正向影响作用,社会交换在道德领导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而权力距离取向不仅调节了社会交换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调节了社会交换在道德领导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即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水平越高,道德领导通过社会交换对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入认识道德领导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潜在中间机制和边界条件,并有效指导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受数字技术变革与应用影响，企业价值创造边界不断外扩，进而导致商业生态系统取代双边伙伴合作成为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情境。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研究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如何适应商业生态系统治理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机制。从非核心企业视角出发，主要探讨了商业生态系统治理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分析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进而剖析了商业生态系统开放性、企业生态位重叠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商业生态系统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均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在商业生态系统治理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中发挥着多样的中介作用；（3）商业生态系统开放性、企业生态位重叠度均正向调节了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且均负向调节了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代际参与、家族高管薪酬与创新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家族企业在经济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探究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对家族企业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基于A股225家家族企业2015—2020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代际参与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发现：代际参与对创新绩效具有抑制作用;家族高管薪酬部分中介该抑制作用;绩效落差负向调节该作用,表现企业面临绩效落差越严重时,代际参与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越弱。     

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4～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证监会随机抽查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被随机抽查的企业,被证监会随机抽查后的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均显著提高,这种促进效应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两类代理成本与信息不对称发挥作用,说明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下的公平执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证监会随机抽查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融资约束高、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处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在考察证监会随机抽查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后,发现无论是突破式创新抑或是利用式创新,证监会随机抽查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研发团队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作用路径——心理安全和学习行为整合视角

一方面,研发团队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基本单位,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起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如何有效管理研发团队以促进创新,在现实中又面临严峻挑战.基于团队心理安全和学习行为整合视角,以151个研发团队585个研发成员为样本,实证研究研发团队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研发团队3维社会资本(结构、认知和关系)对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团队学习行为部分中介团队心理安全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团队心理安全部分中介团队社会资本与学习行为的关系;团队心理安全和学习行为分别部分中介团队结构资本、认知资本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完全中介团队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社会企业组织混合性与社会影响力的关系研究

作为战略和组织研究前沿,混合组织在现实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组织混合性。但有关组织混合性及其表现迄今仍鲜有实证研究结论。本文以典型混合组织——社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认知—行为—结果”理论框架,系统研究了组织混合性与社会影响力的内在关联,并从资源拼凑视角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行为“黑箱”。实证结果表明：（1）社会企业的高组织混合性有利于社会影响力的提升;（2）资源拼凑行为在组织混合性和社会影响力之间起中介作用;（3）数字化能力对资源拼凑行为的中介作用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深化了组织混合性及其结果的关系,明确了组织混合性在提高社会影响力方面的独特优势,也为数字时代下包括社会企业在内的混合组织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创新支点还是保守枷锁：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如何撬动企业绩效？

现有研究表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和绿色创新均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缺乏对上述三者内部关系的深入阐释。本文基于知识基础观,从动态开放视角分别引入双元知识搜索和绿色社会资本两个变量,构建三阶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对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深层次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撬动企业绩效增长的关键在于绿色创新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同时依赖于双元知识搜索对该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且上述双元知识搜索的调节效应受绿色社会资本的再次正向调节。本文从理论上延伸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范畴;从实践上为企业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中获益提供借鉴和指导。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绿色创新的视角,探究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市场化程度较薄弱的地区中,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发挥了更强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显示,社会信用体系改革通过激发创新意愿、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融资成本的途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拓展性研究显示,社会信用体系改革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价值提升效应。     

外戚“干政”?姻亲涉入与家族企业代理成本

由血缘与姻缘关系所缔结的家族企业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姻亲与血亲成员被完全等同，假定他们在目标、决策行为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本研究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家族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提出了姻亲代理人假说.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方成员涉入企业将显著提高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姻亲代理人假说得到验证；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中立的父辈对家族冲突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有助于弱化姻亲成员涉入企业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另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涉入和血亲涉入会产生不同于姻亲涉入的代理成本，不同亲缘关系远近的血亲与姻亲参与治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代理成本；女性家庭地位与公司非家族大股东的制衡将对姻亲涉入所带来的代理成本起到不同的作用.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对家族企业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家族决策权配置与企业创新——基于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1—2016年中国家族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四类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探讨了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家族—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不利于企业创新,“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有助于企业创新,“职业—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职业—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有助于企业创新。其中,“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最显著。(2)冗余资源弱化了“家族—家族”以及“家族—职业”两类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3)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强化了“家族—家族”以及“家族—职业”两类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4)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一方面弱化了“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则强化了“职业—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从决策权配置的视角来解释家族企业的创新战略,并兼顾了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影响,对家族企业如何设计决策权配置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营销竞争力与顾客意识的作用机理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已有数十年,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结论,更缺乏对影响两者关系的权变因素和中间变量的探讨。为了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内在联系,研究以2013-2015年501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出发,选择营销这一与企业价值密切相关的经营活动,首次将营销竞争力作为中介变量展开分析,同时检验了企业提高顾客意识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作用机理的概念模型,并使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实: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向相关,而营销竞争力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顾客意识正向调节了CSR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但这种效应仅在广告强度代理顾客意识时体现。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实现顾客忠诚度与营销竞争力的提升,经济与社会共享价值的创造。     

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风险资本在支持创新创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风险资本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风险资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和影响企业管理层行为决策。已有研究较多关注风险资本对并购决策、员工管理和代理成本等方面的影响,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基于逐名假说,从利益冲突的视角分析风险资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状况的影响,并从资本来源和声誉异质性的角度,深入分析不同特征风险资本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以及风险资本退出的经济后果。选取2010年至2016年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使用OLS回归、调节效应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风险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资本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外资风险资本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高声誉的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的,风险资本主要抑制企业的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并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资本退出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显著增加,除股东责任外,还提升企业在其他维度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良好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环境能够降低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通过处理效应模型、倾向匹配得分法以及重新测量研究变量等方法,在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从社会责任角度考察风险资本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深入分析影响的动机和机制,支持风险资本逐名假说和利益冲突假说。从金融中介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补充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经验证据。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大众对风险资本作用的认知,为企业选择风险资本以及国家完善风险资本经营管理办法提供经验证据。     

所有制类型、情境调节与创新效率

利用2004～2008年44 12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整合委托代理理论、制度理论和资源理论,研究了所有制类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行业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不如非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正向调节所有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行业技术机会对企业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但负向调节所有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行业进入壁垒对企业的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但正向调节所有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资本自由化、内部资本配置与代理成本

本文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资本配置两个角度,对创业企业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展开大样本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的资本自由化程度越高,创业企业的代理成本越低,其中由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和产权制度创新构成的资本自由化因素作用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创业企业的内部资本配置对代理成本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1)拥有个人资本或外商资本的创业企业代理成本显著低于拥有国家资本的创业企业,并且外商资本比例或个人资本比例越高,代理成本越低;2)短期负债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以营业费用率为表征的代理成本,但却提高了以管理费用率为代表的代理成本,显示现阶段我国债权人治理效应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部分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资本自由化进程对创业企业治理影响机理提供了证据.本文的研究为未来金融改革方向、创业环境政策制定及国有创业企业产权多元化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融资约束与绿色技术创新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对我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汽车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推广政策诱发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但更偏向于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推广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可以强化融资约束在推广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只能加强推广政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外,推广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具有高研发投入的企业和地处高市场化环境下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投资者情绪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视角,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文献和经验证据,也为政府精准施策及企业有效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水平、企业创新是否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正向作用，在此过程中，内部控制水平与企业创新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中，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五个层面，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且应用层面的作用要强于技术层面。在调节作用中，高管团队年龄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法律环境则起到了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建议，为我国上市公司健康发展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