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fsQCA分析

文章立足系统理论与组态视角，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模型。运用fsQCA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途径及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交易发展等单一前因条件均无法独立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化和数字交易发展的不足是形成低组态的关键因素；（2）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类型包括：“信息化-政策支持”驱动型和“互联网-数字交易”驱动型。低组态驱动路径有三条，与高组态驱动路径具有非对称关系；（3）各地区在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组态表现上呈现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源于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的差别。为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需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策略，充分发挥在经济发展、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等方面的优势，优化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     

数字经济提高城市创新水平的路径探究——基于“TOE”框架下的组态分析

数字经济是驱动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为了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提高创新水平的差异化机理,以“TOE”分析框架为基础,采用fsQCA方法对2019年中国100多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经济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协调机制,尝试解释数字经济作用于城市创新的复杂路径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从必要性分析来看,数字经济任何单一要素都无法构成区域高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2）组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路径分别为技术—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环境型三种,数字经济各要素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最终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区域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数字经济作用途径具有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主要为均衡型,而中西部地区主要为组织—环境型。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两大中心课题。为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对共同富裕“四个统一”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分析,论证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协同和价值共创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培育互联网产业平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市场向农村、实体经济融合; 数字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职能,持续完善数字生态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四个效应”,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分析

以中国30个省市区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数,考察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互联网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由东到西逐渐递减的空间格局;（2）各省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空间视角下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关联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大于空间邻接地区;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正效应,中部地区呈倒“U”型趋势,西部地区暂不明显;（3）从创新主体来看,高等院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大于企业和科研机构。因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既要着力提升全国网络信息化整体水平,也要因地制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共同富裕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研究——以数字经济核心企业为例

以2016—2021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履行社会责任对数字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企业以“共同富裕”为策略进行社会履责能提升投资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是该提升效用的传导路径之一；进一步检验发现在数字经济企业受到外部更多关注时这种提升作用更显著。验证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对于数字经济企业履责的适用性，为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TOE框架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以上海142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从TOE理论框架的视角出发,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解构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政策环境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驱动路径有4条,即专利—政策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规模驱动型路径和规模—市场主导下的政策驱动型路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在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数字经济驱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链的研究脉络,立足“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的研究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规律与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分析发现,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强。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时代机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民富裕度与共同度的影响强于农村共享性与可持续性;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提出注重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作用,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底座;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的中介作用,拓展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道路,落实多层次、有重点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策略。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作用与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2013—2020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共同富裕程度。第三,数字经济各分指标均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既促进了富裕度又促进了共享度。第四,数字经济促进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促进了高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和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共同富裕,高经济发展水平下更为显著。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下农业生产率悖论与破解之道研究——基于CLDS小农户数据的经验考察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在“大国小农”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农情下,以小农户为研究主体,研讨了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应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方向。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中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第二,从数字经济的广覆盖宏观视角过渡到数字技术应用的微观视角,却发现以互联网使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够促进现代要素的投入及扩散,助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利用多种模型展开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术应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会因资源禀赋的现存差异呈现不同。影响机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经由城乡融合、积极老龄化两条路径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间接影响。第四,进一步拓展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可以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增收缩距”,从而为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本研究结论为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新视角,对后续政策制定具有相对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本文以数字经济为出发点,探寻其与共同富裕逻辑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造社会财富、通过协同推进效应集聚多种要素以及通过共享效应让更多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动能。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构建数字治理体系,为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环境,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为共同富裕提供源头活水,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共同富裕提供基本支撑,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稳健前行。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基于湖北省地级市的探讨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CRITIC-熵权-TOPSIS模型测算了相应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并通过趋势面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方法进行时空演进分析，最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进行驱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化为“一超多强”的空间分布格局；（2）数字经济在直接驱动共同富裕的同时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中介传导进而驱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加速产业转型、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3）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建议以政策引导加强数字化建设，并因地制宜构建特色产业结构体系，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而实现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双轨同步。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基本逻辑、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数字经济在新时代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从新时代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多维内涵出发,阐述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阐明数字经济作用于共同富裕的机制,进而探讨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主要包括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数字经济主要从财富积累机制、协同发展机制、普惠共享机制、精神文明引领机制助推共同富裕。基于此,从经济增长、普惠共享、法治保障、主体参与四个层面对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     

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ChatGPT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对经济社会生活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梳理ChatGPT概念及技术架构,从多维度视角研究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研究认为,ChatGPT是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在“ChatGPT+数字营销”“ChatGPT+互联网教育”和“ChatGPT+互联网医疗”等应用场景中,ChatGPT驱动了教育、医疗、传媒、电商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ChatGPT能够从驱动技术赋能、促进行业转型、催生新兴产业、提供新应用场景、盘活企业活力、优化业务流程等多方面、多维度,来提升数字经济的行业边界,降低数字经济的成本,提升数字经济的效率,进而有效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发展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生产力的提振效能,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形塑新优势。选取2010-2021年国内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延展农业全产业链路、推动农村服务业融合发展、以技术演进布局新业态以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传导路径。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者间具有突出的非线性门槛关系,即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积极作用的发挥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制约。耦合协调检验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会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带来利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深入实践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演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终助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基于2011—2019年27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乡村产业振兴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即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分维度存在单重或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门槛值的提高,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越明显;进一步分组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作用效应要强于非试验区,在粮食产销平衡区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主产区、主销区,在二线城市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一线城市、其他城市。在样本的分位数层面,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地方主导产业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应呈U型趋势,乡村产业振兴的传导效应强度呈先强后弱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