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印海洋合作

2018年4月中印领导人的武汉非正式会晤推动了中印关系的回暖,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印度靠近“印太战略”的步伐,也为中印海洋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和印度的海洋地缘态势与海洋地缘认知为中印两国的海洋合作实践提供支撑。当前,中印两国相似的发展定位、实现海洋政治目标的“借力”诉求以及应对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需要为双方海洋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中印双方脆弱的政治关系、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以及美国和其主导的“印太战略”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印海洋合作。未来,中印海洋合作将呈现出持续深化并逐渐丰富合作层次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一方面印太地区将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中印海洋合作的开展会使印太地区态势更为复杂;但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有利的外部环境。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贸易合作研究

中国与印度作为两大新兴经济体以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大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贸易合作关系得到了不断深化与发展。但是,由于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印两国贸易摩擦不断,严重影响了双边贸易持续健康发展。为此,中印两国需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以进一步挖掘中印双边贸易合作的潜力,扩展中印双边贸易合作发展空间。     

塑造普遍安全的世界：“全球安全倡议”的多维论析

“全球安全倡议”是将世界普遍安全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是“两个结合”的代表性成果,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最新理论结晶之一。“全球安全倡议”通过推动政治对话与外交谈判,加强大国互信,倡导构建区域安全新架构,引领各国携手应对跨国危机,为我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与安全深度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促进世界安全发展的时代价值。     

论安全视角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为应对西方的和平演变、维护国家安全、并谋求自身发展的外交战略;随着安全概念的多元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我国安全形势的复杂化,中国仍然需要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现阶段我国安全领域面临三个层次的安全威胁,即美国对我国的现实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困境;周边国家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发展;非传统安全的复杂多变,造成我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因此,中国仍然要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积极应对,解除我国的安全困境。     

冷战后东盟加强海上军事安全合作战略意图解析

大部分东盟国家均为濒海国家或海岛国家,海上安全在东盟各国战略考量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冷战结束后,东盟在秉承冷战时期成员国间双边海上军事安全合作传统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东盟国家间多边海上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并且积极构建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海上军事安全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战略行为,冷战后东盟不断深化区域内外海上军事安全合作,具有深刻的战略意图.第一,增信释疑,纾解区域内“海上安全困境”;第二,联手应对地区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三,实现大国平衡,确立东盟在地区海上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第四,推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的四重意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合作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中形成了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其科学内涵包括四重意蕴：在时代意蕴上,维护中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全球安全秩序;在理论意蕴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在实践意蕴上,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道正派的中国方案;在价值意蕴上,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积极引领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为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时代方案及其实施策略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预见,也是马克思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畅想,但要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在现阶段并不现实,必须通过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方案来打造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时代阶梯。首先从形成背景、科学内涵和致思理路三个方面,阐述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逻辑生成,继而指出由于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今时代遭遇到诸多现实困境,需要一种适应当下时代又能朝向自由联合体方向的过渡性方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了这一时代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实践,为探索世界治理的伟大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将马克思自由联合体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建设美好世界、以“共商共建共享”共创世界繁荣发展,从而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     

论中国的中亚战略

当前,中亚在中国国际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在中亚的主要利益为地缘政治安全,其次是反对"三股势力"、维护边境地区安全和获取稳定的能源供应。然而,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却面临着诸多问题的困扰,例如区域外大国的竞争、非传统安全问题等。中国应该从观念、制度、经济等层面,多管齐下,以便更好地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重大利益。     

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印能源的竞争与合作

作为两个发展中的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和印度在向海外寻求能源的过程中,出现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两国已意识到竞争只会对第三方有利,在新自由制度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印两国已尝试在能源领域放弃“零和博弈”战略转而采取“竞合博弈”战略.中印能源领域的竞合关系符合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指导思想.尽管两国的能源合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中印能源合作仍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背景、生成谱系与实践建构

作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全球和平发展和文明发展擘画的新蓝图，其出场是基于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和全球文明文化交流互鉴失范的治理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语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和以义为先的义利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有着密切关系，昭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现实必然性。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坚定不移地通过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领域建设，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增进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实现美美与共；注重协调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模式等现实路径，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传染性疾病暴发与传播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各类传染病的出现对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加强区域合作、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选择。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传统医药合作和卫生治理合作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但在公共卫生风险不断凸显的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卫生健康合作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因而亟须在理念意识引导、法律机制重塑、专业人才培养和区域协调合作路径上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以携手应对公共卫生挑战，消除潜在健康隐患，实现区域卫生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安全区域主义:建构主义者解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者关于安全区域主义两个核心理论“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共同体”出发 ,阐述了他们关于走向“安全共同体”的“梯级论”、“阶段论”和“非安全化”理论以及决定这一进程的规范、认同、文化、信任等核心变量和社会化、制度化等重要动力。本文认为 ,与理性主义者相关理论观点相比 ,建构主义者的理论观点既可以解释区域安全研究现存的重大的理论困惑 ,又更广泛地反映了冷战后安全区域化和区域主义发展的新现实 ,所以 ,它是一种创新的理论。     

大国博弈与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既是中美俄加强安全合作的利益契合点，也是三方博弈的焦点所在。苏联解体使得中亚原先由苏联主导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消失，由美俄主导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因供给目标的不一出现“私物化”倾向，难以满足中亚国家的安全需求，加之中亚国家安全自主能力有限，导致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脱节，供求矛盾突出。作为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之一，中国既要以新安全观念为指导打造中亚安全共同体，也要加强与域内外大国的安全互动，深化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加快构建新型区域合作供给模式，优化中亚地区安全环境，维护中亚和平稳定。     

国际合作视角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中墨甲型H1N1流感外交危机为案例

在全球化时代,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传统安全所具有的特性要求全球范围内的相互协调,国际合作理论视角为危机爆发到危机解决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2009年春末夏初,甲型H1N1流感肆虐全球,在墨西哥最为突出。中国与墨西哥的外交关系在2009年5月份危机重重、跌宕起伏。中墨两国从纷争走向合作的外交过程表明,合作才是解决非传统安全的有效措施。     

“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透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逻辑阐释

人的解放不仅是一种思想运动和价值追求，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社会运动。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是每一个时代都关注的理论焦点和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历史生成的方式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自由与解放状况。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设定，基于“现实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对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的参与和渗透，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自然共同体阶段“现实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与从属，剖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虚幻共同体内部“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与分裂，进而对未来真正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实现真正的统一进行设想构建，以此解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     

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建构探析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屏障,非传统安全逐渐成为边疆安全的主要威胁。从国家安全治理的角度来看,边疆非传统安全具有系统性、复合性、跨域性、转化性和民族宗教性等特点,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上的条块分割化、结构上的主体碎片化和能力上的整体滞后化之间的张力凸显了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构建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应当从国家间安全合作、多主体联动、治理资源整合、治理制度建构等方面入手,整合不同区域、部门和组织的力量,架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网络。     

印度安全战略及中印安全关系

中印关系是中国周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内建设需要睦邻、安邻,稳定周边。印度作为南亚大国和我国的重要邻国,其安全战略对中国西部安全环境和中印关系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关注中国周边安全的角度出发分析印度安全战略中对华关系部分,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既有不利的方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中印双方在安全利益上体现出相互依存性,具有共同的需求。和平友好、对话协商应该成为21世纪中印两国关系的主旋律,这不仅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符合中印两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阐释与中国方案

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语境。既往的全球化建立在“虚假的共同体”社会生态基础之上,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破坏了自身的社会生态系统,表现出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国家经济主权面临威胁、传统历史文化遭遇解构和生态环境陷入危机等一系列“脱嵌”问题。而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全球共识性价值目标和典型的中国实践,注重构建国际经贸合作的社会生态,并以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实施基础,能够为构建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基础提供中国方案。     

新区域主义：构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新视角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文章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刍议

目前高校的大学生安全教育存在缺乏长远规划、缺乏整体规划以及滞后于新安全形势的变化等特点,由此带来了一些突出的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教育的缺失为未来社会的发展稳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对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培养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思维,树立综合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和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对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安全教育在于通过健全体制,规范制度,构筑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兼顾显性和隐性,整合资源,优化非传统安全教育的环境;实现校内外结合,发挥主体性,增强非传统安全教育的实效。同时,对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评价要与其教育途径相配套,这样才能真正使非传统安全教育具有操作性、可控性,达到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