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协同赋能: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研究

农村养老中最大的难题在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需要积极探索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新路径。以江西省X贫困县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为案例,研究政府、养老机构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下农村失能老人养老工作的推进,结果表明:协同治理是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的有效路径,其关键在于各治理主体在政府引导下进行资源、技术及制度的协同协作,从而提高治理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健康和社会三方面赋能。     

农村失能老人“自我维持型”照护困境与应对路径

伴随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趋势加快,我国农村地区失能老人照护体系建设滞 后于老龄化进程的矛盾愈发凸显.以甘肃省宁县 A 村为田野点,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框架 与社会福利政策框架结合,研究发现,在人口外流和照护服务供给缺失条件下,农村地区失 能老人的照护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从而陷入“自我维持型”照护困境.基于对福利多元主义 运用本土福利实践的理论反思,以照护困境为切入点,构建政府引领,家庭、农村社区、市 场、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农村社区照护体系,是解决失能老人照护问题的根本路径.     

公共服务型政府视野中城市社区养老合作共治模式——以南京市玄武区为例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的养老模式已无法应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老龄化呼吁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加快发展。通过分析南京市玄武区社区养老模式的发展状况,对比分析我国现有的3种养老模式,得出在公共服务型政府视野中,以社区为主体,由政府、社区、市场、家庭和非政府组织(NGO)共治的养老模式是推进社区养老有效管理、实现社区公共服务、促进政府由发展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社区养老服务困境检视与优化路径——以安徽省B市为例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长期困扰政府的难题。目前,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多元主体正在逐步融入到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之中,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局面尚未形成。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出发,以安徽省b市为例,论证多中心理论与多元主体参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契合性,验证多中心治理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行性。从多中心视角分析,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依旧存在政府角色定位偏差、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家庭养老观念落后、养老市场混乱等困境,并从政府明确定位、发挥社会组织优势、政府及大众媒体牵头宣传新观念、政府及市场经营者共同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秩序等角度提出治理路径。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政策驱动视角下失能老人社区养老服务政策供给研究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和家庭养老的日渐式微,由社区供给养老服务在多重因素驱动下应运而生。国家重视及国民习惯、政策共同体关注、社会养老问题凸显和国家指导意见出台是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要素,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是推动政策落地的两大动力,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和供需矛盾是当前社区供给养老服务政策中的突出问题。深挖成因发现,社区养老服务现行的收费水平与支付能力间的较大缺口是问题关键,通过构建政策议程、政策行动、政策评估等3个维度的政策驱动模型,探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政策的生成逻辑与运行现状,并据此提出失能老人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应继续发挥政府兜底作用,提供高质量、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改善失能老人的消费条件。     

新常态下农村低收入家庭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研究——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新常态下,我国农村低收入家庭失能老人养老面临三大困难:家庭收入增长难,导致失能老人生活来源降低;县级财政吃紧,为失能老人提供公共服务挑战大;农村空心化加剧,生活照料难以满足。为缓解失能老人养老问题,提倡福利多元主义主要有以下意义:利于减少三个失灵现象发生;利于提高失能老人养老质量;利于预防失能老人导致农村低收入家庭重返贫困,影响扶贫效果。最后提出国家、市场、家庭和志愿组织四个对策.     

社区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整合模式探索——基于11家养老机构资料的质性分析

在扎根理论的指导下,采取观察法、半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11家养老机构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整合实践的资料,并运用Nvivo11.0软件进行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社区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整合模式初现雏形,服务整合体现在日托(短寄)、配餐、上门康复护理、义诊等方面;定位于半自理、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机构向社区扩展居家养老服务较为积极;选址在城市社区内的小规模养老机构是相关服务整合的主力军。建议在社区层面通过机构辐射居家的模式对接半自理、失能失智老人的刚性需求;重点扶持嵌入社区的小型养老服务综合体,以营利化、专业化、综合化的思路将专业的养老服务向居家老人群体延伸。     

失能老人长照服务体系构建与政策精准整合

随着老龄化和高龄化速度加快,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构建成为民生重要议题。尤其在健康老龄化战略推动下,更成为照料模式变革的难点。从人口结构危机、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的客观现实出发,通过生存脆弱性和制度适从度,分析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的供需失衡困境,以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并基于老年照护与医疗服务关系重构视角,提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包容性发展路径以及养老政策精准衔接、服务管理精细化等具体机制设计,以提升失能老人的生存质量和健康福利。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研究

以老年助餐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外生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的特征和困境，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的组织机制，以及发展低成本农村社区互助养老要处理的两组辩证关系。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因其标准化运营，导致对互助优势的消解；市场供给型互助养老实践使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难以得到发挥。对比而言，由村庄自组织发起的内生型村庄互助养老实践，一方面，通过最大限度地调用村庄内部资源，使互助养老得以低成本地运转；另一方面，在对村民志愿者的动员和组织基础上，通过公共监督和村内信任关系来控制为老服务的风险。这种实践在推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对留守村民的组织。     

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衍生逻辑·实践框架·路径取向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政府在这一过程担当了主要推动角色。目前学界对于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及其产生原因与实践框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衍生呈现出自身的逻辑理路，以X县的典型个案为例，在实践中表现为目标取向多维、主体多元参与、结构多层次的实践框架。为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家庭功能式微、社会经济转型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农村养老困境，应科学界定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面向老年人需求的互助养老政策体系、加大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供给机制创新，丰富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和方式。     

如何兑现中国式养老

机构养老是仅作为支撑用的,即使住满了还有大部分的老年人需要居家养老,这是个大问题。由于老龄化的进程中空巢老人已超过50％,失能、半失能老人已占13％,加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和就业竞争的压力加大,“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养老的方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社区为依托”正是我国社会保证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必然产物。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养老机构半失能老人社会工作服务伦理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社会工作服务在为老服务领域的重要性得以体现。半失能老人作为老年群体中的特殊存在更需要得到社会工作服务。然而，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伦理困境对其服务成效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养老机构半失能老人社会工作服务存在着案主自决与干预限度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价值抉择冲突所产生的伦理困境、资源的限制导致的伦理困境、隐私权与保密限度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与半失能老人双重关系造成的伦理困境。可以通过社会工作者行动及社会工作行业建设角度来解决养老机构半失能老人社会工作服务伦理困境。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村互助养老的路径探要

在传统养老模式效果减弱的背景下，基于传统村庄熟人网络，以农村地缘为核心的新型就地化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成为破解传统养老现实问题，推进乡村养老良性治理，提升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干部领导型、机构帮扶型、精英带动型、代际储蓄型这四种典型的互助养老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挖掘其呈现出的个性问题，并对这些个性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农村互助养老存在集体价值共识羸弱、信任合作基础缺位、多元主体参与空间受限、服务供给与需求失衡、数字信息智慧养老滞后等共性问题。面对这些难题，可以从党建引领、多元参与、供需平衡、数字赋能这四个角度入手，不断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促进农村养老保障的高质量发展。     

需求理念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政府行为再思考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项需要政府推动才能不断完善的重大民生工程,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但这些资源主要流向了城镇地区。由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居民,不断提高的养老保障供给标准和相继完善的养老床位设施、供给补贴等,均能够较好地契合城镇居民养老需求。但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一边是逐年上升的老年人口,其中包括大量的留守老人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另一边是徒然空洞的农村养老保障和服务,使得农村成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近几年,地方政府开始关注农村地区养老,希望推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但由于供给标准和服务脱离了居民需求,农村养老市场未能开发,造成了部分资源浪费和养老需求仍得不到满足的矛盾局面。分析政府养老保障建设忽视农村需求而存在的问题,提出应以需求理念为宗旨,从养老需求、市场发展、监督管理和制度制定等方面调整政府行为,以推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本文利用苏冀陕三省农村老年人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识别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类型,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不同供给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水平整体不高,且对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差异较大;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具有多元化的选择和组合偏好,可分为情感-管理型、情感型、低参与型、低管理型及高参与型5种供给模式;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建议针对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不同模式,发挥家庭支持作用、健全政府激励机制、加强互助养老宣传,精准引导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     

社区治理视角下互助养老模式中社会资本的培育——基于美国“村庄运动”的经验

作为弥补养老服务领域内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的一种途径,以社区为地缘平台的互助养老服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另一种选择。互助养老属于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培育程度决定了这种模式发展的可持续性。具体来说,互助养老的社会资本涵盖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的个人社会资源,中观层面的社区组织网络资源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系统资源。风靡美国的"村庄"互助养老模式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在有效的社区治理框架下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中国与美国虽存在国情上的差异,但也需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培育互助养老所需的社会资本,整合社区内外养老服务资源,让社区不仅仅是互助养老的地缘平台,更多地成为支持模式运行的资源平台与服务中心。     

基于数字技术治理的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

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互助合作难以形成和老年服务形式由娱乐向照料转向困难两大困境。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借助数字技术的数据集成处理、信息分析匹配和远程数字视频等功能嵌入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互助养老模式的改造。通过建设权威数字平台、建立可量化的互助积分以及利用数字视频技术推进互助照料落地的方式,重塑互助合作生产流程,提高互助服务供需配置效率,实现互助养老的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形成多元互助主体协同共治格局,为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