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企业金融化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企业金融化是否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有待检验.本文以2005年—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情境因素差异.实证分析发现，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表明当前中国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较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管理者面临业绩压力越大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越强，而在低高管持股比例、高融资约束和低行业竞争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被削弱.本文从宏观经济层面验证了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不仅丰富了经济周期和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对政府和监管部门引导企业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防范金融风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回报率很高而实体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很低,因此导致许多企业将资金投向金融行业以获取超额回报。然而创新不仅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更是重塑世界经济结构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分析了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认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抑制企业的创新从而不利于企业持久发展。     

大股东控制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路径研究

本文在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测度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基础上,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投融资行为与投资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运用通径分析方法,就大股东控制对投资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鉴定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对投资效率具有“激励效应”和“损耗效应”的两面性,并且其“损耗效应”大于“激励效应”,大股东控制通过独立董事比例和资本结构对投资效率发生的“损耗效应”是中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完善其他能有效制约大股东“损耗效应”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有效地优化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促进中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大股东控制与公司控制杠杆

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主要研究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本文重点分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另一种形式即大股东控制,并具体分析了大股东实现其控制的几种主要形式。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金融化水平门限回归

本文选取1435家A股上市公司2011—2018年度的面板数据,以企业金融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研究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行为给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带来严重的时滞效应,研发投入对当年企业绩效不存在促进作用;(2)研发投入对未来一年企业绩效有双门限效应,二者呈倒N型关系,在第二区间内研发投入促进未来一年企业绩效;研发投入对未来二年企业绩效有单门限效应,在第一区间内研发投入促进未来二年企业绩效;(3)在适度的企业金融化水平区间内,研发投入才会促进未来企业绩效。本文指出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最优区间占比分布具有区域、行业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并进一步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有利于企业合理管理研发投入和防止企业脱实向虚。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过程。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负相关系数更大,当第一大股东是境内社会法人时,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4)实证表明“过度投资”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这不仅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推断,而且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融资约束”相反的“融资便利”来加以解释。     

企业集团、大股东监督与过度投资

本文采用2003~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集团的存在是否会加重下属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实证结果表明,相比独立的上市公司,隶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更加严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当可能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时,隶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现象也比独立的上市公司更加严重。另外,本文还发现企业集团内部大股东监督能力的增强能够有效抑制下属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新投资机会对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新投资机会存在假设,构建两期投资下的大股东利益侵占模型,剖析新投资机会、现金流权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产生的背景,以2000-2008年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新投资机会与控制权私利显著负相关,新投资机会对于抑制控制权私利具有重要作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私利水平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与控制权私利显著不相关,再次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低效性。     

多个大股东对资产剥离决策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并存对资产剥离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可以通过减少管理层自利主义行为及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资产剥离决策。进一步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减少了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非关联性资产剥离和战术性资产剥离;在连锁股东和股东股权未质押的情境下,多个大股东对资产剥离的负向效应更显著;多个大股东并存通过减少资产剥离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     

控制大股东侵占与企业投融资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且控制大股东不积极参与权益再融资的现实背景,借鉴动态公司财务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在理论上构建基于控制大股东侵占并内生化了控制大股东持股比例、破产成本、税收因素的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动态模型,探索控制大股东侵占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内在作用机理。通过设定合理范围的参数,使用Matlab工具对模型进行具体的数值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会导致企业的投资时机和违约时机提前,并引发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与积极的控制大股东相比,消极控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扭曲作用更大。加强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鼓励或者诱使控制大股东积极参与权益再融资是改善控制大股东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的有效路径。     

现金流权视角下大股东侵占对上市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资本配置的理论阐释,以无风险资产与风险性资产投资为研究对象,将大股东侵占因素内生到企业价值期权模型之中,数值分析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对企业资本配置决策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的侵占行为是导致上市企业资本配置行为扭曲、资本配置非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2)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导致上市企业对风险性资产投资的非效率"挤占";(3)大股东的侵占水平与无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正相关,与风险性资本的配置比例负相关;(4)大股东的侵占水平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现金流权比例的增大降低了大股东的侵占水平,提升了企业价值.     

2017年再融资新规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2017年2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修订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导向,引导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实体经济,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本文以2013-2020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7年再融资政策调整对于新规实施之后有再融资行为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2017年再融资新规显著抑制了有再融资行为上市公司的金融化,但再融资新规只能在企业进行再融资时有短期的抑制作用,且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国有企业,这一结论对更好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股权再融资与大股东控制的“隧道效应”——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再解释

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股权再融资偏好,现有的研究往往把股权再融资偏好主要归因于融资成本、企业资本规模、自由现金流、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特征。基于大股东控制权隐性收益的视角,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并认为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本文以1998￣2002年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3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隧道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凭借对上市公司的超强控制能力,掌握一切可能的利益制造机会和利益输送机制,以中小股东“输血式”的资本供给为代价,加速其资本积累和增值过程,从而形成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再融资特征。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