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内部分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5年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等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农民;城镇化有助于壮大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会加剧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在此基础上,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对职业农民培训、不断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力度等视角,提出实现农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对策。     

农民分化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对1985~2012年中国粮播比例和农民分化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职业分化与收入分化均与粮播比例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粮播比例与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之间均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不管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农民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均不利于粮食生产;而且职业分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要大于收入分化的负面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在掌握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其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规模来看,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结构来看,土地流转收入增长迅速,土地征收补偿收入占比逐渐降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以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最后基于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视角提出:完善财产权制度设计、提高市场化制度水平、注重外来资本适当引进、提高地区农地产出效益等治理对策。     

服务贸易限制、制度质量与国家经济增长

服务贸易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拉动世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对一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7年8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限制会阻碍经济增长,高质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其阻碍作用。从国别异质性角度来看,服务贸易限制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中低等收入国家,最后是低收入国家;政治制度质量和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行业异质性视角来看,专业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运输服务和通信服务,最后是金融服务;无论是政治制度质量还是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行业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服务贸易供应模式异质性角度来看,跨境交付模式的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大于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模式,且制度质量具有弱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放宽服务贸易限制,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山区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以大别山区一行政村为例

本项研究以大别山区钟山村为例,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方面探讨了山区农民的闲暇时间、闲暇活动以及他们对闲暇生活的感受.统计分析发现,近些年来,钟山村农民的闲暇时间有所增加,并且闲暇时间、闲暇活动及其对闲暇生活的感受在不同类型的农民间是有所差异的.这是山区农民生活方式分化的一个表征,也山区农村初步现代化的表现.同时针对钟山村农民闲暇生活的封闭性和僵化落后特征,提出从转变观念、合理分配闲暇时间、加强交通建设等方面来加以改善.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一个基于全国1185分调查问卷的分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进一步深入,不同职业农民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在陆学艺、张厚义对农民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的基础上,以职业为基础,以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为主要依据,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农民的社会阶层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四个大类。从总体看,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类金字塔”型结构,而且,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正在进行当中。     

我国农民分化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已有的社会分化理论,结合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和现实,通过分析农民分化的各种影响因素、向度、程度和社会承受度等,建立了研究我国农民分化的多元、立体、复合性的理论框架。认为农民分化的基本向度有两个:一是以职业为主的水平分化,二是以经济收入分化为主的垂直分化。职业分化的程度当前应该以"离农率"为标准,而经济收入分化程度的度量有相对指标法和绝对指标法多种方法。研究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要综合考虑影响农民分化的各方面因素,大致包括农民分化的广度、深度,社会的组织程度、社会包容程度、判别标准及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主流文化对农民的引导,以及农民群体向上或向下流动的程度等。对于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分析,还要分析同一历史时期影响农民分化的个人自然因素、自获因素及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理论阐释与实证表达

以制度能力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村庄治理绩效是乡村治理研究视角上的创新.通过实证调查方法,探析制度能力与村庄治理绩效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制度能力各要素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制度能力与村庄治理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内部动员能力的“精英信任因子”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最大;传统动员模式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已不再明显;外部动员能力对村庄治理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新生代员工情绪劳动策略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

从工作倦怠的视角探索中国情境下新生代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问题对于完善新生代员工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工作倦怠作为工作生活质量前因变量和情绪劳动策略的结果变量,探讨新生代员工情绪劳动策略、工作倦怠和工作生活质量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用优势分析检验了工作倦怠3个维度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相对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新生代员工表层扮演对工作生活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深层扮演对工作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2）工作倦怠各维度在情绪劳动策略与工作生活质量关系间均具有部分中介效应;（3）职业效能感对新生代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贡献最大,为50．26％,其次是玩世不恭达到30．1％,最后是情绪衰竭为19．6％。     

经济收入与主观生活质量——对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收入因素的实证研究

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学界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以对全国8个城市1 600多个样本的实证调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对应分析等方法,对影响生活质量的经济收入因素做了定量分析,揭示了个人的经济收入状况与主观总体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是收入效应即在物质财富还相对有限的阶段,个人收入的增长确实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而且高收入和高的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对应关系。     

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

基于村落边界理论视角,从地域、经济、治理和社会4个维度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的理论框架。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既有村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边界形塑的实践样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市场驱动型村庄边界的演化过程,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边界演化及社会空间重组具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经济、治理、社会等多元融合的地域关联及边界形塑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应突破“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生活与城市体验空间融合、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地域重构、礼俗秩序与法理规范协同共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先进技术采用有效改善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吗?——来自荔枝主产区的证据

荔枝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热带水果,但荔枝产业的科技贡献率一直较低,这严重影响产业发展和种植户收入的提高。为此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针对荔枝产业重点研发了种植管理的先进技术,以期通过产量优化带动收入的提高,因而有必要对其技术效应进行测算和评价。基于荔枝主产区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的方法,对荔枝种植管理中先进技术采用的技术效应进行考察。实证发现,水肥一体化的技术效应最大,其次是间伐,高接换种的技术效应最小。整体来看,先进技术采用能对种植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改善效应。     

南京市农民阶层生存状态实证研究——基于对127户南京市农民问卷调查的分析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南京市农民阶层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阶层规模在逐渐萎缩,阶层内部出现职业分化,多元化结构的经济收入稳定上升,劳动条件与劳动环境极大改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日趋合理,消费观念不断更新。宗族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还是农民交往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代际之间教育程度呈上向流动的变化,对社会的敏感问题最为关注,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总体而言,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有了显著提高。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制造景观：项目经营下的乡村建设

项目下乡中的经营行为引发了景观化建设现象,研究以湖北T村为例,从空间实践、生产机制和治理效应三方面对此展开分析。从景观化的空间实践来看,T村在项目试点中的密集投入和差异化建设,导致景观密集生产和村庄空间分化,并凸显了景观的工具价值。从景观化的生产机制来看,主要源于对项目的经营。在决策层面,省级政府以行政发包配合项目下发,容易导致资源堆砌和重复试点;在下发过程中,县乡政府缺少代理人,强化了项目的集中下发冲动;在执行层面,项目捆绑产生了较强的执行压力,导致目标对照基础上的空间营造。从景观化的治理效应来看,一方面有利于空间更新、基础设施改善和组织权威强化,另一方面又导致景观的后续养护难题、对生活景观的排斥、对村民生计的影响以及村民隔阂等。这种好坏参半的治理效应体现了“项目悬浮”问题,即项目与村民需求脱节。最后,研究还提出了基层社会从“经营项目”向“经营空间”的延伸。     

不同类型村庄村民公共参与之差异——以浙江省的三个村庄为例

村庄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方式是影响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变量.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自主发展中,原来同构性的农村社会已经多元化,不同类型的村庄具有各不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农民分化方式,并因此造成村民公共参与的动机和目的、行为和态度、参与精英的构成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呈现出极度的非均衡性和多样性.所以,理论研究和治理实践都应当从这种非均衡性和多样性出发.     

耕地保护补偿区农民生活满意度分析

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试行的典型区域为实例,运用定序 logit 模型进行评估研究耕地保护补偿区域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试点区域,成都市受访农户的总体生活水平较高农户的生活满意度指数随村庄经济水平的上升而增加;耕地保护补偿政策使农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提高;农户个体特征和区域位置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相关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教育设施,多样化耕地保护补偿形式,提升农户的就业率以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我国农村家庭贫困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

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指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分析考察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一共10类变量对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进一步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法量化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研究表明:家庭层面的内在因素对减贫增收的影响远大于村庄层面的外在因素,因此激发内生动力对脱贫减贫更为重要;从家庭层面因素来看,教育是造成农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其他依次是家庭中被抚养成员占比、打工和非农经营、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非农户口占有比以及政治信仰;从村庄特征来看,村居生活条件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不同区域农村减贫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中部地区家庭收入贡献率最大的是家庭成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东北地区贡献率最大的是人居环境,西部地区是人口抚养负担。基于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