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向选择

国家认同是基于众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产生的集体认同意识,展现了各民族对共同历史记忆、国家政治体系、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可,对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作为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着与一般青年共有的国家认同感,也有着反映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环境、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国家认同的表达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与冲突。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表达的中介形式,对民族、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共同认同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高度嵌合。所以,以民族、政治、文化等实体要素构成的"场域集合"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文化认同是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它关系到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特点,而与民族文化认同相联系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裂痕又具有修复与整合的功能,文化认同的深层次结构有助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因此,国力的增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性政策都会影响到文化认同。故应重视区域平衡和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尊重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先进文化的建设,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国家日益发展、国力不断强盛的基础上日益增强。     

古代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影响

古代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是中国科举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行,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族交往与融合,也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向度

当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在培养公民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同时,致力于帮助公民养成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进而在保留民族文化差异与族群归属感的基础之上,使全体公民获得广泛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知识与技能。这种公民主体意识培育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双重价值目标,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实践必须从以国家认同意识为核心的国家意识教育,以公民身份意识为核心的公民主体意识教育,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三个向度加以展开。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需要我们发挥学校公民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强化公民教育的机制保障,努力营造和谐有序的公民教育外部环境,从而为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有效开展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论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简

在封建社会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明王朝在鹤庆、剑川、北胜等地设置学宫、书院、社学等;至清代,儒学向丽江、中甸、维西等民族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培养了大批士人,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民族融合,改变了滇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移民、官员提倡、乡绅支持等是滇西北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重要原因。     

大理国对宋王朝的国家认同

大理国基于地理环境之影响、安危存续的需要、儒学国家理论的传入及内化、移民和民族涵化的促成、民族发育程度的影响、宗教和文化教育之作用这六大因素,在国家认同方面选择坚定地追随宋皇朝。地理版图从属于中华大地、对外方略显著的经世致用性、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意识、国家认同的殊异路径,是大理国对宋王朝的国家认同呈现出的四个鲜明特点。     

论唐代和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和亲政策是唐王朝治理边疆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其影响之下,边疆民族与唐朝统治下的中原汉族形成了双向的文化认同,且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也在逐渐加深。两种认同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既存在统一又相互矛盾,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淡化民了族间的差异与隔阂,推动了民族同化;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增进了民族情感;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守望相助”与边疆民族地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守望相助"思想内涵丰富,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边疆民族地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按照"守望相助"的要求,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增强"四个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成功践行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政治保障,营造价值遵循。     

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基于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的村寨调查

中国是一个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稳定、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部分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研情况显示,无论是内地少数民族还是边疆少数民族,都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等比较抽象的层面和民族工作原则方面显现出有着高度的认同,这种高度的国家认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但是在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在政治认知、政治实践和政治参与方面则表现为共同的被动和贫乏,政治社会化程度还处于较低状态。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的发展变化中,应不失时机地强化其认同心理,巩固和提升其国家认同及水平。     

新疆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现代传承和调适

哈萨克族是新疆的主要世居民族之一,在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古老的传统和文化习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养老文化在代际间自觉传承。随着牧民大规模定居和城镇化的发展,哈萨克族的传统养老文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中的现代调适具有多重影响,对于增进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的国家认同,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中的民族因素论析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除了具有网络舆情共有的开放性、交互性、聚焦性、即时性等特点外,还具有反应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民族性、敏感性、政治性和跨境复杂性特征。其中,民族特性是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突出特征之一。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指涉的民族特性,辨析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传播的民族因素及其社会影响,是认识和引导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一个新视域。要以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空间、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和舆情消减话语的民族特性作为重要参照,正视"民族特性"对于网络舆情的影响,采取切合民族社会实际的引导策略。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社会支持路径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F旗X公司的个案考察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体可以依托社会支持路径实现协同治理,这表现为社会力量基于亲密性社会关系网络为各民族群众提供社会资源来优化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过程和结果。通过理论发掘和微观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F旗X公司为典型个案,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归纳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民族事务治理中社会支持的实现逻辑。在结构层面,通过空间基础、信任基础和动力基础,社会力量与各民族群众建立起亲密性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并转化为社会资本;在功能层面,依托关系网络传递发展资源、认同资源和交融资源,发挥保障发展、引导认同、促进互嵌的现实功能,提升各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优化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民族事务治理,要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社会支持与正式保障的衔接,为实现社会支持提供促进条件,未来拓展方向在于提升基层各民族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产物的跨界民族,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形成与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基本方略。在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建构过程中,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与公民文化途径被普遍采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面临着族性张扬、参与困境与权益维护等挑战。     

认同建构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全治理

"认同"与"安全"关系密切,互为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全治理的根本是"认同安全"的建构和维护,边疆民族地区各种社会安全威胁的产生及其治理都跟相涉行为体间的"认同"是否"安全"密切相关,即使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社会安全威胁,也需要相涉行为体在认同的基础上协力共治。从认同建构视角探究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全的主要驱动力变量并建构其关系模型,掌握社会安全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有利于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全治理的理念转变和范式转型。     

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考

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实现党的边疆基层工作的战斗堡垒。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边疆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切实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夯实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边缘区域国家认同建构——以诸葛亮边疆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蜀汉立国之初,南中地区方土大姓和夷帅据土不宾,维持边地的稳定和构建边疆民族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成为这一时期边疆治理的核心。诸葛亮在治理南中之时,秉持和抚怀柔的德化思想与因俗而治的羁縻之策,采取了重建郡县、重用大姓、发展南中经济等多种举措,力图将国家意志汇聚于边疆地区。在王朝力量和国家意志不断深入边疆地区之际,包括汉族在内的南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进一步加深,国家认同也日益增强。     

铸牢国家认同视域下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研究

[提要]和平解放70年来,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具有坚实的法律、政策和社会基础。作为国家治理手段之一,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并通过信贷调节、利率优惠和利差补贴等方式,发挥着助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功能,铸牢了西藏各族人民广泛且深入的国家认同意识。这一实践之于边疆民族地区铸牢国家认同意识的启示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制度基石、帮助民族地区发展作为根本路径,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治理目标。     

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

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与交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促使时空格局持续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既是“流动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流动”,兰新高铁、南广高铁等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的开行通过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构建,不仅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层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为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视化框架,而且具有特别的符号象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     

以科学发展观构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

和谐民族关系对于新疆来说至关重要,它既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民族关系和谐与否,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关系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和繁荣富强。在新疆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对于巩固边防,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