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信贷政策的本质是环境规制政策，它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围绕波特效应，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绿色信贷指引》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采取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我国政府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明显提高了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其中西部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大大超过了中东部，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相较于国企更能获得绿色信贷政策的促进作用。此外，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还发现，融资约束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投入。     

区域产业依存度能改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吗?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提升创新效率、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已由中央及各地政府落地实施,但其效果因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依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差强人意。从区域产业依存度是否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出发,以2015年的《能效信贷指引》为外生冲击变量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PSM方法进行分组,运用DDD方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效率,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利用区域产业依存度分组分析发现,较高的区域产业依存度会削弱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通过DEA分析发现该类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效率损失。因此,在推行绿色信贷政策时,需考虑区域产业依存度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以保障提升发展效率,推进绿色发展速度,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低碳试点城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低碳试点城市是中国利用体制改革推动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模式。本文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集,实证检验低碳试点城市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机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建设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而言,这种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渠道机制检验表明,低碳试点城市有助于在宏观层面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在微观层面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并降低研发风险,最终给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赋予更大的加速度。在外部影响上,低碳试点城市下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扩散溢出效应,能够对外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形成辐射带动。应当总结低碳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侧重构建差异化的支持政策,继续加强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机制。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社会信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微观证据的研究

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于推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开展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资源供给与内部可持续导向能够强化社会信任驱动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价值，产生内外赋能效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以及正式制度环境更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当前应着力深化社会信任环境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信任的润滑剂效应，以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环境。     

绿色信贷政策能助力城市碳减排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以《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中国147个地级市的732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政策的实施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并且进行了企业绿色专利和城市产业结构双重中介机制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并且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实现了碳减排的目标。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理想,碳排放交易试点区的政策实施效果弱于非试点区。文章给出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综合考虑地区异质性和同期政策的影响等政策建议。     

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研究

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以2007-2021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产业链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信息传递的学习与协同效应及竞争争胜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主要是由下游的客户拉动。外部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是促进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重要情景因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企业高管绿色环保认知水平较高时,产业链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联动以及政府补链、强链、延链提供参考。     

减税激励能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要求,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创新性地运用文本大数据识别手段刻画企业绿色转型,实证检验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减税能够有效赋予企业绿色转型动能。异质性检验发现,减税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减税能够有效改善企业内部财务状况、提振企业内外部预期、强化绿色创新动能,由此促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特别地,在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绿色环保的情境中,针对企业的减税能够带来更大的绿色转型边际驱动力,并且展现出了较强的结构性优化趋向。     

绿色金融如何赋能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

绿色金融是双碳背景下推动我国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源泉。基于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探讨绿色金融对我国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赋能效应，得出如下结论：（1）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2）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绿色金融影响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渠道。（3）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存在结构异质性、区位条件异质性和融资特征异质性。结构异质性方面，在绿色金融的4个维度中，绿色证券、绿色信贷以及绿色投资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绿色保险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在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4个维度中，绿色金融对绿色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绿色环境保护和绿色技术创新，最后是绿色经济支撑。区位条件异质性方面，只有北方地区的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促进效果要优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融资特征异质性方面，高融资成本组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优于低融资成本组；信贷相对活跃组表现为促进作用，而股权相对活跃组则表现为抑制作用。     

空间溢出视角下绿色信贷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CSSCI

以绿色信贷为核心的绿色金融体系是绿色转型、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本文使用我国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并检验财政分权在绿色信贷与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整体上对人均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对绿色信贷的碳排放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消弱了绿色信贷效果;不同区域内绿色信贷的实施效果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都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本文拓展了绿色信贷宏观层面的研究视角,为统一碳市场构建、资源配置优化带来启发。     

绿色信贷能够降低企业污染排放么?——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达到减排效果,同时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是各方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5-2009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发布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排污量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排污行为,但并非通过主动研发与技术升级的途径而实现,而是通过融资约束对重污染企业的实体经营造成负面冲击,进而使得企业被动缩减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减排。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异质性效率激励——基于Meta-Frontier DEA框架的实证研究

绿色信贷政策是助力实现中国“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以往国内的绿色信贷主要依靠国有银行推动，随着政策体系的完善，非国有银行也开始系统性地在信贷业务中落实环保原则。论题结合商业银行履行环境责任的阶段划分假说，提出中国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的绿色信贷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并分析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绿色信贷对以上两类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利用Meta-Frontier框架下的DEA方法测算了中国28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效率，并将该效率值分解为技术创新效应与技术领导效应。在此基础上的Tobit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两类商业银行总体经营效率的提高，但其对国有银行效率的正向边际影响更强，国有银行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加显著。这种异质性效率激励作用使得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间的效率差距呈缩小趋势。以上研究对两类商业银行未来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绿色信贷具有有益的借鉴意义。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碳中和碳达峰战略目标下，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如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探讨了现阶段绿色金融发展是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实证研究表明，区域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且该促进作用在股权类型上具有异质性。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各项研究假说仍然成立。研究建议，企业应积极完善自身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充分发挥区域绿色金融在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助力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绿色创新、企业声誉与盈余信息含量

绿色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绿色创新企业短期内却承担着投资者盈余预期偏低的压力,亟须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将创新质量及其盈利性及时、可靠地传递给信息使用者。以2010—2017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绿色创新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及其声誉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创新的高成本和外部性降低了分析师对主营业务收入和每股盈利的预期,导致资本市场短期内的消极反应,从而降低了盈余信息含量;相比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绿色发明专利的企业盈余信息含量更低;良好的声誉能够弱化这种消极反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声誉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有效;绿色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可持续性。研究结论表明,资本市场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态度较为消极,利用企业声誉评价机制缓解资本市场对绿色创新成本的负面情绪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绿色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上述经验证据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激励企业绿色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分析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然后,采用静态IV-GMM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金融整体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两者都表现出很大省际和区域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沿海以及内陆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沿海区域的促进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而言,只有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     

非正式制度、儒家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文史典籍整理和网络爬虫技术对儒家文化进行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提高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和降低企业的代理问题是儒家文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儒家文化可与正式制度形成有效补充,外来文化的冲击则会削弱儒家文化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需重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融合,发挥好传统文化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治理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