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

公共文化以其凝聚价值共识、规范社员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精神家园的"软治理"功能成为形塑社会合理状态的重要测度指标,为其参与乡村社会价值引流、行动规束、问题处置、关系调节等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空间。现代性冲击及其促发的传统文化衰弱使乡村共同体面临着价值歧殊、权威流失、行动游离和认同衰减的解构风险,对此,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施应以公共性建构为实践逻辑,直面变化的人口结构,不断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而以新时代主流文化予以价值引导、以内外主体调适促进权力效能整合、以情境共识营造建构集体认同、以行动规则填充促进秩序的自主生成、以地方知识提炼唤醒乡民文化自觉,则是其整合性推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转的可为进路。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定位与实践路向

因文化符码的嵌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涉及宏观价值引导、中观符号建构、微观仪式组织三层价值链条,理应在乡村社会充分发挥价值引流、共识建构、合作深化和行动规束的“软治理”功能。受旨向偏离和惯性束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将价值引流曲解为文化救赎、将情境建构局限于设施配套、将文化互动寄托于行政整合、将行动规束转化为道德说教的实践偏差,其应然效能暂未有效发挥。对此,应着眼实施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与丰富乡村治理工具的现实需要,以文化治理的高度推进服务供给实践的纠偏,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调节乡村文化生态、进而重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载体,以内外价值互嵌推进供给旨向的回归,以文化仪式推送强化情境共识的建构,以文化主体参与锻造合作共治的自觉,以行动价值传播激发公共规则的生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原则论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还是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手段。因此,居于文化治理核心位置的制度构建,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尤为显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生成了富含区域特点与族群底色的集体记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域的乡村文化治理在总体原则上呈现出了二重性:既要遵循国家文化治理的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尊重普遍性,又要立足地域特点与地方实际,侧重特殊性。文章以青海为考察中心,细致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旨在从系统性分析制度整体、从地域性思考制度特色、从人民性考量制度价值,从而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需要在实体空间基础上拓展包括制度空间、生活空间、思维空间、对话空间等在内的虚拟空间。场景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都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记忆空间、生产空间和制度空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行政指向下单向度的文化植入模式,形成政府+社会+村民的文化生产多元主体,依托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展现文化张力,拓展处境空间和形成多元发展动力。发展乡村文化不仅要重复过去,还要创造未来,乡村居民需要通过体化实践增加记忆空间,拓展生产空间,完善制度空间,改变乡村社会的几何图式,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图景。     

在正式制度激励与非正式制度激励之间————国家治理的激励机制分析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治理者是需要激励的群体。治理者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其行为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激励机制所驱动。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者群体处在一种正式制度激励衰变而非正式制度激励效用增长的状态。这是中国治理者群体处于低绩效的治理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将激励机制重新塑造为正式制度激励为主、非正式制度激励为辅的正常治理状况,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有效激励治理者积极作为机制的关键问题。而建构这一机制的前提,不是重建执政者所熟悉的道德化体制,而是要建构真正有利于激发治理者积极作为的法治化机制。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

柔性扶贫是指在乡村价值基础上,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的一种扶贫理念。柔性扶贫视角下的乡村资源包括乡村农业资源、手工业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民居、村落、景观等资源,也包括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民俗、乡村社会结构等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保障村落有机体的完整性和健康运行。柔性扶贫理念认为,村落贫困是由于村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或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村落正常运行受阻。因此,发现村落价值,修复村落结构,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健康运行,而不是对原有村落价值系统视而不见地去建立新系统,是精准扶贫理应遵循的重要理念。何斯路村由穷到富的蜕变过程,正是这一扶贫理念的具体体现。     

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其治理

乡村空间均衡布局已是衡量乡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基于乡村发展实践发现,乡村发展仍存在人口空间的离农不离村、土地空间的无序使用、产业空间的利益分离以及公共服务空间的布局失衡等分异问题。究其原因,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的形成与乡村发展结构的变迁有着直接联系,多重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乡村土地规制措施乏力、农民难以共享产业收益、乡村公共服务的城镇取向等都是导致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文章由此提出以机会公平双向保障农民进城返乡、以规范管理完善乡村土地使用规制政策、以价值共创构建乡村产业利益共享机制以及因地制宜地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治理策略,以真正破解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以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 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 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民间制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改善——以黄山市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治理,应该从梳理农村民间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立足于这一认识,从民间制度文化入手,探寻了古徽州的宗族制度、乡规民约、民间组织、礼法兼治等在乡村治理中的内涵价值,并从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民间社会潜能;以农民的积极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实现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礼法并用,提高对乡村的思想统治和组织控制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徽州民间制度文化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村落公共空间的变化与乡村文化建设——以山东省莱州市碑坡村为例

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公共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研究农村公共空间的变化,有助于了解农村的变化,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乡村现代化中的空间秩序与治理演进——中日空间治理政策的一个延伸比较

治理形态是空间秩序与治理体制耦合的结果,实现“空间—治理”结构再造是每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围绕“空间—治理”问题,中国和日本都有若干典型案例：日本明治时代就开始了“市政合并”的探索,后来又逐步形成了“广域行政”等一系列经验做法;四川省成都市的治理单元重组和浙江省瑞安市的县乡权责重构则在国内具有标杆性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通过空间秩序的优化重组实现传统乡村向善治乡村的加速演进。对此,应综合运用空间单元重划、治理单元重组以及产权单元重构等方式,探寻适应中国乡村现代化实际的改革框架。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研究

当前城乡二元格局之下,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成绩斐然,但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乡村文化建设仍面临政府主导下的同质化倾向,城乡文化碰撞引发乡村文化认同危机,乡村空心化导致文化主体大量流失,农民自身的主体培育不足等问题,在浙江桐乡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经验和模式之下,三治融合的制度形式和措施安排,能够为乡村文化治理寻求新的发展出路,换发乡村文化建设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