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蕃”释义——读史杂谈

《陇右金石录》的作者张维在考释《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时说:“……碑文一再斥言西羌,而元昊上仁宗疏,自称:‘改大汉衣冠,制小蕃文字。’①碑中书西夏文者,即题为书番碑。是羌、番必各自为族类,而西夏不自承为羌也。至夏之称蕃,盖以唐时吐蕃据有涼、陇,自号大蕃,其余威或犹存于诸部族间,故因而仍之,以畏诸戎欤!”②这里提到的“羌”与“蕃”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唯“小蕃”一词的出现及其含义,应予探讨。     

关于王国维之号“人间”及其考辨

<正> 周一平先生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撰文,对王国维曾号“人间”进行辨析。这是因为:日本榎一雄先生在《东洋文库书报》第8号上发表的《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一文中,由“考证出‘人间’是王国维的号这一事实”,而否定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盖先生词中‘人间’二字数见,遂以名之”之说。周文及榎文还都提到了两个可注意之点,即:一、王氏曾号“人间”;二、曾题其居处为“学学山海居”。而集中说解的则     

巴金前期小说的浪漫主义

巴金是否曾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前期（1）小说是否是浪漫主义作品？对这个问题，三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评论过。最早提出《灭亡》中的壮大心“是著作者理想出来的”，是俞珍华于1930年4发表的《灭亡》（2）。1934年4月，王淑明在《新生》门’一文中，认为巴金作品，“包含着不少罗漫气氛”。同年7月，王淑明在《萌芽》’‘’一文中，明确指出，巴金在创作《萌芽》之前，其作品“都采取浪漫主义手法”。1935年4月，日本冈崎夫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人·巴金》‘’‘，认为“巴金是在中国革命文学舍弃浪漫主义而开始走新现实主义的路之后，…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从《文选》到《玉台新咏》——南朝后期文学的转变及其意义

<正>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总集，也是集部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部总集，“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古汉语用字得失举例

我昔年读书“北大”时,曾听到当时以“选字”名家的刘文典先生讲到陆机《文赋》里“悲落叶于劲秋”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你们想想,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字比这个‘劲’字更好的呢?”还曾听到当时以文宗自负的林损先生讲到《论语》的“辞达而已矣”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为什么不说成‘辞达而已’?甚至省为‘辞达耳’?”意思很清楚,刘先生以为“劲”这个实字用在这句话里是最好的;林先生以为“矣”这个虚字在这句话里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

我们拜读了牙含章同志在《民族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后,深受启发。牙含章同志通过丰富的汉藏历史语言资料,在深入研究以上问题的同时写道:“唐朝人在‘蕃’字前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吐’字,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我们根据突厥和维吾尔文献资料,对牙含章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证,并提出我们的一点浅见,以供研究藏族史的同志们参考。藏族人民自古以来把自己的族名称为“bod”或“bodba”。最早记录藏族情况的汉文《甥舅联盟碑》(又称《会盟碑》),公元823年立。后晋(公元936——946年)、宋代(公元960——1279年)成书的《新唐书》、《旧唐书》中“吐蕃”的‘蕃’字,     

关于中国文化发生学研究的思考

一、关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基础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800年至200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依然依托于这些基础。……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①“轴心时代”是东地中海、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文明时代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典籍——“元典”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华元典——一《诗》、《书》、《礼》、《易》、《春秋》等成书并修订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之间的春秋至秦汉之际。先秦诸子书《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等…     

《论语正义》例误一则

《论语·述而》之“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清人刘宝楠正义曰：“‘修’与‘*?’同,谓以*?为挚,见其师也……《隋书·刘炫传》：‘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然啬于财,不行束*?者,未尝有所教诲。’”(《论语正义》卷八)其所“正义”之谬,早有另文正义之,今欲纠误者,刘氏引例《隋书》之失耳。今查《隋书》卷七十五《儒林列传·刘炫》,根本不见上引例文;料想刘氏断非杜撰之笔,然又其书所由何处误引?览其同书同卷之《刘焯》传下,方得如类载文：“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     

《红楼梦》以砧代表作者姓名

《红楼梦》开卷作者自云：“因曾经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按一般小说,开头第一句就讲“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这都不是费话吗？前边已有了第一回,开头读者还不知道是第一回：还不知道是作者讲的？还用提醒吗？而《红楼梦》画龙点睛之处就在于此。“曾经过一番梦幻”是说太子自己经历了一场改朝换代疾风骤雨式的斗争,既有阶级斗争,又有民族战争。在这场斗争中,大明朝连同作者自己的家族如梦幻一样,     

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更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忡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仅《东西文…     

李泰伯疑孟公案的客观审视

一、历史公案：尊孟还是疑孟？尊孟抑或疑孟，可能是北宋中叶著名思想家李泰伯（１００９－１０５９）学术文化生涯中最聚讼纷坛的一桩公案。明代中期两位学者各执一辞的评点，或许有助于我们切入这一主题。经学家杨慎认为李泰伯是尊益的：“小说家载李泰怕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尝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内治论》引‘仁政必自经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论》引‘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富国策》引‘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潜书》引‘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广潜书》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校勘二题——校读《管子》所想到的

古籍整理中,校勘是一个重要环节。校读《管子》,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由于对古字古义的训解有所不察而发生误校。略举数例,加以说明。如《轻重戊》:桓公问管子日:“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王念孙的校勘是:“‘居’当为‘治’,字之误也。《齐民要术》一,《太平御览·木部一》引此,并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书‘居’亦作‘治’。”(见《读书杂志》)大概王氏以为“居”是居住、居处的意思,在这里讲不通。而《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引此正作“治”     

书信往来

编辑同志:你刊第四期谭正璧文(《关汉卿作或续作<西厢>说溯源》)中说:“到了清初,金人瑞批本《第六才子书》出版,力主‘王作关续’。由于《第六才子书》的盛见流行,于是‘王作关续’几乎成为一时定论。”我读《第六才子书》,见金人瑞无“王作关续”说。金人瑞的主张是:《西厢记》一书,出于两人手笔;《惊梦》之前,为王实甫作,其后不知何人续作。金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七十三条说:“《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甫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敛气读之,便     

《常何墓碑》跋

常何是唐初名将之一,两《唐书》无传,事迹散见于纪传者仅数条,虽集掇亦难见端倪。1944年,陈夤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曾引用李义府撰《常何墓碑》,用以论证玄武门之变中常何之作用。1952年,陈先生又于《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节录《墓碑》,指出:李义府撰《常何碑》文“久佚,然为最佳之史料”(《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常何墓碑》写本照片,作跋于次,祈批评指正。《常何墓碑》写本尾残,不见立碑年月。《墓碑》称:“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撰”。李义府,唐高宗时宰相,两《唐书》有传。《旧唐书·李义府传》载:“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