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

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知识分子难以悬置意识形态倾向和立场的逻辑前提,也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支撑。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思想坐标。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现实载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方向感、文化价值观、文化批判性契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性、道义崇高性和批判方法合理性的精神底色。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普遍规律,建构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知识分子坚守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国家利益至上、严守共同但有区别的意识形态责任的文化自觉原则。     

当代小说文体的变化与发展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代、当代小说文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80年代以来小说文体的变化,已成为当代作家寻求艺术创新和探索的突破口。近20年的小说文体探索使当代中国作家的生活积累、现实感悟、生命情感体验在变化、发展而丰富的文体形式中获得了更趋完美的表现。中国作家意识到了小说文体创造的本质力量,也标示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一种方式的特性,从而使小说写作达到了更为理想的审美高度。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从王林的《腹地》及其批评说起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新的语境。与以往历史境遇最大的差异在于：它不再以摧毁和否定旧体制旧文化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建构新的文艺秩序。为此,它要求作家正面表现社会现象,歌颂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历史,并着力清除＂不洁＂和＂不纯＂的叙事方式。王林的《腹地》写作于四十年代初期,它塑造了日常化的具有普通人性的英雄形象,保留了时代与乡村的原生风貌,却与新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成为新中国最早受到批判的长篇小说。批评家认为小说中的很多描写与文艺新秩序的要求和写作原则相去甚远,对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十七年＂文学批评主题的生成并非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更多地来自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卞之琳《海与泡沫》细读

卞之琳的小说《海与泡沫》描写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一群知识分子的垦荒生活。小说文本采用了两套话语：一套是大家经常在各种集会上看到、听到的“原则”、“纪律”;一套是要靠别人作注释才能明白的、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说的话语。在这两套话语中,后一种话语不仅常常包含着前一套话语中的真实意义,而且往往构成为前一套话语的“反题”。《海与泡沫》中的各种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集体开荒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游戏语言”。这样的“语言游戏”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因此,《海与泡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它赋予这部作品于小说史之外的另一种价值。     

中心与边缘:新潮批评与刘索拉、残雪的小说

刘索拉与残雪在1985年发表的小说创作,是新小说中两个重要但又不同的写作面向:前者突出的是个体对传统的反抗,并向读者传递了一代青年的苦闷、迷惘等情绪;后者强调反抗本身,向读者讲述的是由反抗而产生的荒诞体验。在新小说面前,传统文学批评话语因无法达致有效的阐释而遇到危机,新潮批评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对旧文学理论批评的不满等主观要素的存在,新潮批评的视野也受到了制约。在新潮批评语境中,文学主体性的言说成为中心表达,刘索拉的小说被赋予了更多的审美观照,而残雪的小说却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从而留下了许多遗憾。     

当代诗歌：走向反讽中心主义

反讽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反叛意识形态立场、颠覆社会既有价值体系,"反讽"同样也成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下诗歌写作中较重要的话语策略,但是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到了伊沙,反讽发展到话语转义的阶段,这时候的诗歌在诗学形式上是一种重大突破,但是,"反讽"成为一种转义也意味着成为某种中心,潜在着某种危险。反讽话语一方面积极推动当代诗学建构,一方面也呈现了某种写作上的误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类诗与类曲——论词体特征在金元时期的嬗变

曾盛行于两宋的词体文学,在金元时代由于受到北方文化的薰染,其文体的性质、功能及表现形式等方面皆发生了某种变异,突出地显示为一种类诗与类曲的特征。所谓类诗,主要指词体形式上的徒诗化、内质上的言志化和语言上的古雅化。所谓类曲,则指词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发生的类似于曲的通俗化,一方面是在曲文学尚未成熟时,词体自身的俗化;另一方面是在曲文学繁盛之时,词体创作中向曲体的靠拢。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民国时期政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解析

民国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政党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整个民国时期,意识形态呈现出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分格局;各政党特别是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无疑与他们各自具有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有很大关系;由于民国时期的社会条件,知识分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他们通过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介入政党政治,构成了政党的主要部分。     

多维场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一切手段对我国展开意识形态攻势,不断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分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加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多维场域环境的挑战。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中面临话语主体呈现“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参与”共生、话语载体呈现“再中心化”的多向互动、话语内容的大众化以及话语传播的自由开放等新变化。在当代语境中,要牢牢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为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提供有力支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引领群众、赢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中的作用,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公共性、知识生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媒介化在场”

在知识分子那里,主体性是通过"文字共和国"秩序中的思想传播和文化参与行为实现的,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确认过程建立在普遍的公共性基础之上。当下,在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体系中,"电视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众视野,与之相随的则是公共性的衰落。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在场"促使了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流动趋势,而且在公共议题构造和公共话语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使得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逼真命题。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复苏,同样蕴藏了一个更大的现代性批判背景,也就是在"共视社会"中重拾一个时代的"集体主体性"。     

从暴露到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

居于大类的晚清写实小说在笔调与主观意图上仍基本立足于暴露,其所描绘的画卷也形象地再现出晚清社会诸多破裂镜像,体现出有晚清之小说特有的文学生态语境和话语维度。晚清写实小说在延续传统小说的批判立场之下,又传达出某种特质——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首先体现为对狂欢化的描写,即对晚清现实社会景观的彻底暴露;其次是这种暴露背后的文化狂欢,即个体的宣泄与价值虚无;最后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欢。晚清写实小说在重构意识形态的抉择上还略显模糊与含混,但是其早于"五四"文学之于启蒙与审美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突显却是极富启发性与现代性的。在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历程中,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话语建构、文学地理视阈、民族国家意识想象、文学边界意识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先导性。     

怪力乱神：中国传统小说《水浒传》中的异在精神

从源头看,中国小说代表的是一种“异在”的话语精神。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言说,小说话语的非主流性或说反主流性代表了一种风格,体现了等级差异和争夺话语权的倾向,小说浅俗的话语特点也注定了其边缘化的地位。在小说怪力乱神精神背后是反叛正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追求,这种“怪力乱神”违背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中正精神,有纵情乱性的作用,从形式和言说方式上深含着“异在”精神的解构功能。《水浒传》体现了这种怪力乱神精神,并以人物形象、语言策略和意蕴氛围映现出来,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经典模式,它由特定的结构组成,其构成因素与正统主流经典话语相异,表达了强烈的“异在”精神。     

18世纪西方小说文体形成的文化契机、叙述特征及模式

18世纪是西方小说文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小说＂（novel）这个术语18世纪才充分得到确认。商业经济发展、读者大众化、出版商业化、政治变革、意识形态、时代精神、哲学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对传奇文学、故事小说、人物特写等传统文学形式的继承,构成了18世纪小说文体兴起的文化契机,并形成了18世纪小说文体的叙述特征及主要的叙述模式。     

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论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嬗变

中国近代文人日记异常宏富,日记作品繁多,长篇巨制不断涌现,形成独特的"日记学"气象。中国近代文人日记文体的衍变与中国近代化同步,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其繁盛气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日记文体的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等多种因素融合、重构的结果。所谓日记的政治化主要是指使外日记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对日记写作的植入;所谓日记的著述化主要是指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人把日记写作著述化、学术化。日记的政治化与著述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它们都丰富了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写作,加强了日记文体的"量变";日记的艺术化导致日记向日记体小说、日记体散文的"异变",是日记文体的"质变"。同时,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是日记艺术化的基础,日记艺术化是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的升华。     

方方小说艺术形态价值论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方方小说的艺术形态价值:一、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方方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是对传统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既继承又革新:继承的是艺术家的责任和良知,革新的是方方走出了传统知识分子虚妄的灵光圈,直面当下。二、对知识女性悲剧命运的探讨,继续了她的社会环境批判、人性批判主题,是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在这个系列小说中的表现形态。三、复调小说。方方运用多声部和夸大的反讽来构造复调小说,显示了她在小说讲述上所进行的探索。     

郁达夫与王朔: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作为中国早期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品,郁达夫的《沉沦》的主题经常被解读为爱国主义。在这个文本内部确实存在把爱国主义话语作为一种超级能指的倾向。以此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以及当代的后殖民主义批评都存在这种倾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王朔的小说《许爷》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小说的小说,它通过讲述一个留学生故事,质疑了留学生文学中爱国主义话语背后情感的真实性,因而实际上解构了这种故事的主题和文体。通过考察王朔与郁达夫作品之间的对话,结合对当前中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观察,可以发现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复杂性。王朔与郁达夫的对话,就不是一个带有偶然性与任意性的建构,而是一种有关中国人新的身份话语模式与旧的话语模式之间的对话,这种新的身份话语模式不但反映了中国人身份意识的变化,而且有可能颠覆留学生文学这种特定的小说文体。     

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的非典型自叙传——王蒙《闷与狂》摭论

《闷与狂》有着跨文体创作的意图,延续着王蒙一惯的超越创新的勇气,比较集中地体现出王蒙60年写作的精神特质,因而是分析其小说艺术的一个典型样本。《闷与狂》是一部务虚式的爱情自传,以中式意识流手法展开生命回忆,却又有着政治抒情痕迹;它是作者"为己的写作",充满密实堆积的典故,且有着中产阶级的立场,但它不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是一种政治知识分子写作;作者以"少布"情怀高唱"青春万岁",以"闷与狂"证明着"不老的心态",展现出一种革命青春型人格,却也存在着语言概念化自动化、叙事无故事少细节、抒情狂飙化高蹈化等缺陷。     

在史传与小说之间——传奇小说的文体与观念

从文体形式上说,传奇小说蹈袭了史传的叙事传统,它把史传的叙事体式和方法运用到传奇文的写作中,并始终与史传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文学观念上说,传奇小说无论是唐人小说,还是宋元话本体传奇,或者清代笔记体传奇,严格地说,都是传统笔记小说之外的文体,代表的是非正统的小说观念。史传文体与非正统的小说观念的融合,不仅创造了传奇小说文体,而且也带动了中国小说观念的拓展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