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南唐书》简论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梁任公《读陆放翁集》梁启超诗中所指当是《剑南诗稿》.其实不仅诗作,在陆游的所有著作中,无一不贯注其爱国思想.毛晋读《老学庵笔记》载“秦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一节,以     

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

二十世纪初年,在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的诗文中,常有如此诚挚而又深沉的呼唤:“国魂乎！盍归来乎！”“吾中国国民之魂安在乎?”“中国之魂安在乎?”所谓国魂,亦称国民精神,即以后人们所热心讨论的国民性。当年梁启超曾对此词加以诠释:“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新民说》)     

清韻激昂 振聋发聩——秋瑾诗巡礼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这是梁启超评价陆游诗的。其实这四句移评陆游的同乡秋瑾的诗似乎更为恰当。虽然,秋瑾的百多首诗数量是远远比不上陆游的万首诗,     

梁启超新民思想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启蒙宣传家。二十世纪初,他自号“中国之新民”、“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倾注全副心思才力于新民救国,希望以人的近代化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他以“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历诉封建专制制度,纲常名教对民族心理的摧残,以满腔热情呼唤新民德,铸造新国魂,催促国人忏悔反省,鼓舞人们振奋民族精神。以《新民说》为代表的思想启蒙工作,使梁启超风骚一阵,倾动一时。本文拟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略加论述。     

黄炎培国魂观初探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于1942年借在成都金陵大学举办讨论之机,系统阐释中华复兴问题,正式提出"恢复国魂"的主张。他从忠、孝、信义、勇侠、气节等方面阐释中国国魂的内涵,认为当时中国国魂已处半丧失状态,强调以国民个体自我提升为主要途径来恢复国魂,力图通过恢复国魂激发国民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实现中华复兴。其国魂观具有战时色彩与实用主义的特点,呈现出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倾向,其中也有纠结于中西文化选择的困惑。     

论高长虹“狂飙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简

高长虹,作为活跃在现代文坛上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深受外国文化思想,诸如：德国的“狂飙运动”、尼采的“超人哲学”、无政府主义、“进化论”、“行为主义”等的影响。但纵观其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作为一种底蕴与根基伴随着高长虹,是其一生终极性的理想追求,特别是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人民情结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生命脐带,是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葆有的民族精髓。     

晚清民初革命古典主义的萌芽

晚清民初革命派文学是革命古典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萌芽,它是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而出现的。其所蕴含的革命古典主义特点有：一、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宗旨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二、强调民族主义的集体理性;三、崇尚以民族传统文化来陶铸国魂;四、尚武精神和悲壮风格;五、平民气质与通俗化。     

爱国思想源流评述

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始自先秦,这种传统思想在历史流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由于它来源于宗法制下的“孝”,所以历史上一直保有“移孝作忠”的传统.相对于代表具象地域疆界的“国”和民族来说,更强调对抽象的礼仪文化的认同.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华夷之辨”也是基于这种文化认同感而来的.爱国传统在任何时期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历史解构主义及其软实力入侵双重挑战的今天.     

近代启蒙美学的理论建构与价值追求

近代启蒙美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真正源头。近代启蒙美学的三个理论支点是康有为的哲学、严复的进化论和王国维的审美境界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美学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两个价值取向:梁启超主张国家本位的民族国家主义,而王国维主张个人本位的意志主义。民族国家主义的美学总是处在美学发展的中心,但它从来没有成功的美学实践,王国维关心个人精神状态,寻求心灵慰藉的美学精神构成了中国美学精神的真正内容。这两个传统的对立既是中国传统美学“载道派”和“性灵派”的延伸,又揭示了:走上理性主义历程的中国现代美学,它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中世纪,另一只脚刚刚抬起来。     

中华民族的灵魂：自信 自尊 自豪

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的国魂．（１）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它是中华民族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的客观反映．（２）在马列主义的科学理性基础上，树立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既反对妄自尊大的狭区民族主义，又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３）加强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要形成一个爱国主义，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提倡和培养民族气节；正确处理向外国学习与保持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关系．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的国魂，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崇高行为准则，它是爱国主义的精髓．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树立新的“国家观”，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新民”形象，二是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发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倾其多半生精力研究的民族主义问题，既有其理论价值所在，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复杂影响。     

试论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历史演变

民族观是不同民族由于相互接触并彼此了解 ,在比较中产生的对我族与他族的自辩 ,它包含人们对民族现象的根本认识和基本观点。本文认为 ,民族观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观念形态 ,它既具有传承性 ,又不断被实践的环境和实践的主体所修正。中国传统民族观在先秦时期即已渐成体系 ,此后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及民族关系场景的变移而不断发生新陈代谢。明清以来 ,尤其是晚清以来 ,由于中国被愈益深刻地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 ,传统民族观也历经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以国内民族关系为主要关切的自闭式民族观被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命运为主要关切的开放式民族观所替代。这个演变过程有三个基本特点 ,即 :它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相呼应 ,它始终摇摆于血缘论和文化论之间 ,它始终逃不脱民族中心主义的窠臼。     

发愤救亡 变法图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爱国思想述评

戊戌变法支持者张元济先生诗云:“南海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①康有为、梁启超是晚清书生救国的佼佼者。康有为(1858～1927年)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幼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这对他的爱国思想有深远影响。1876年他从爱国学者朱九江学。朱主张“经世致用”、不尚空谈高论     

革故鼎新 与时俱进——浅析梁启超的议论文

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的一生,是爱国革新的一生。他生活在晚清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和掠夺,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在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组织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本文在介绍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梁启超的议论文体现的革故鼎新、爱国图强的核心思想,及其"融会中西"的艺术特色,最后给出其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实践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 史证明,我们党始终都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 们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 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80年“三个代表”的具体实践,为江泽民 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丰厚的历史基础。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历史教育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家以及一大批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为教育民众、唤起民众、发动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纷纷运用史学这一有力武器,以革命“排满”、反帝爱国为宗旨,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例证,大力宣传民族革命主张,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这种对国民广泛进行的历史教育,为开启民智、鼓舞民气,促进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报章体”评议

(一) 一八九八年的变法维新,一时间轰轰烈烈,不过百日,风流云散。这时,人们才看清楚,维新派在政治上是何等虚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维新派在宣传战线上确是战绩赫赫。宣传主将梁启超掌握了报刊政论这柄利器,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为阵地,“大呼天下”,连顽固派也不得不承认他有“煽惑士材,从风响应”的本事。在总结梁启超的宣传经验时,人们总要提到“报章体”,认为它是梁启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报章体”和梁启超的名字紧连在一起。然而,在当时,人们只是觉察出梁的报章文字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文章现象,却没有充分认识它的实质。以后,人们逐渐归纳了梁启超“报章体”的特点,也论及了它的性质。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

粱启超的“善变”是同其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客观上来说，处在激烈动荡年代的梁启超，不变才是奇怪的。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但是在其善变的一生中又有不变的一面，这就是一名爱国报人的抱负。     

“尚中”道德观与历史实践——传统道德与历史实践研究(一)

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中华礼义之邦文明古国的国情和古老民族的特质所决定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传统道德是历史客观和社会存在的反映,从根本上讲,它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实践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导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们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解释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要正确认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必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观。这里所讲的实践观,无疑,是客观的、能动的、历史的。那些热衷于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精英”们,首先在历史实践观这个根本问题上站到了马克思     

取舍之间：梁启超的文化观及其文化心态评析

民族文化复兴是一个历史话题。清末民初,在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以融合中西为基调的文化观,疾呼复兴民族文化。对中西文化的“取”与“舍”,如何定位存在心态上的纠葛与反复,是梁启超文化观的基本特征。如何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发展前景报以文化自信,同时开放胸怀,理性看待外来文化,是复兴民族文化需要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在这方面,梁启超的心路历程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