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理性化

本文从人类关于"理性"的认识史和人类的活动史两方面考察认为一方面,"理性"的内涵不断地被历史化、实践化;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不断地被理性化.在历史理性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解决的关键,恰恰是要建立一种彻底历史化了的理性观,即广义的实践理性观.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论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

实践理性问题是当代人类实践活动中凸现出来的重大课题,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是实践理性的本质内容。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包括三个决定性的环节:选择“是什么”的知识、求解“应如何”的问题、制定“怎么做”的方案。     

历史理性与历史唯物主义

从"世界精神"的绝对理性出发,黑格尔树立起在历史过程中认识自身并实现自身的历史理性,从而使历史成为充满自我意识并具人类未来发展之自我启明性的精神成长史。然而,以现代大工业为基本建制的现代社会消解并割断了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历史意识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历史仍表现为人类与其真正利益相疏远的对立过程。易言之,在黑格尔称之为"历史狡计"隐秘处,马克思揭示出历史的真实就在于理性之下人的现实对抗,在现代社会,这就表现为在资本"物"的遮蔽下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对抗。     

论真理的实践形态

所谓真理的实践形态,指的是在实践活动中,真理以其对实践活动的观念规定而表现为一定的矛盾运动,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一、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掌握着的真理,是系统而不是零碎、确定而不是任意、本质而不是形式、辩证而不是绝对的掌握。二、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实践着的真理,因为真理确定实践者的立场和态度,形成实践者的实践理念,提供实践者的实践标准。三、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检验着的真理,检验真理的层次、真理的阀域、真理的价值。四、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发展着的真理。在实践中,实践者坚定真理的信念、发现真理的矛盾、探索真理的路向。     

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发展生产力,它作为历史理性隐潜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背后,并最终制约着这一运动的成败。因此,能否抓住这一历史理性,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邓小平理论紧紧地攥住这历史理性,并把它与当代中国的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把发展生产力与巩固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发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内容,而这一内容的实质正是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的有机统一。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的嬗变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嬗变。逻辑理性把科学看作是由某种普遍的规范性方法论原则所决定的东西,并以牺牲科学的历史性为代价,用逻辑分析的方式去追问科学命题的意义。历史理性以“历史”的方式去再现科学的动态的现实发展过程,但历史理性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历史的逻辑理性则将二者统一起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寻找逻辑的确定性和规范性。     

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形态交替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依次经历了从理性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到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三个理论形态的演进和深化的过程。从大学时代的法哲学研究到《莱茵报》时期 ,是马克思的理性历史决定论的形成时期。从《莱茵报》到《18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 ,是马克思的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哲学的贫困》时期 ,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形成时期     

历史责任、历史理性与史学职业化

历史研究成为一门职业的学科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在其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作为职业的史家,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苛求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只求"如实直书"。如果我们承认"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并非上帝一般的历史看客,同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一旦追问自己的研究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时,都会涉及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伦理问题。以纳粹大屠杀为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理性的诉求导向和限度,在此历史正义在历史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潜在性要素。在当前,对历史学家研究合法性逻辑的考量和对历史伦理的考察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历史伦理和史家个体伦理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相互关联的双向性思想过程。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

本文将着重讨论文明之间 ,尤其是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史学彼此之间的交流及其对近现代史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说 ,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既然史学研究所透露的历史意识乃是构成文明认同的重要因素 ,因此考察史学的交流便可展现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本文将以东亚、伊斯兰和印度为例 ,来指出非西方地区的史家如何在接受和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的时候 ,重新估价和更新自身的学术传统 ,以求历史研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选择与创造——论当代新诗的发展趋势

新时期是当代新诗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 ,全球化的文化生活是当代新诗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契机。通过改革开放而与国际诗坛接轨 ,促使内地诗坛逐步与台湾和香港诗坛实现整合 ,并且同世界华文诗坛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于是如何从事选择与创造 ,从而在全球化的文化生活背景下实现民族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便直接关系到当代新诗的发展趋势。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来源与发展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理性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最早起源于古代希腊,在近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产生了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等多种表现形式。到了现代,科学主义又以实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形式出现。它不仅深深影响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对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建构当代美学--朱立元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初论

本文概述了朱立元先生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建构当代美学的几个主要方面,认为朱立元的美学理论就是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实践本体论美学.     

论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之演变(下)

从“农化”到“工化”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另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与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而持续的时间更长,在五四以后的许多年中又不断有人提出来讨论。对这场论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大概是由于把它视为纯粹的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了。近年来有关这场论战的文章资料的不断披露,使我们深感这场被人忽视了的论战是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而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进行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之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基于CiteSpace的网络文化发展演变与趋势研究

以CNKI为数据源，选择1999-2019年以"网络文化"为关键词进行精确匹配检索的CSSCI论文作为文献来源，从文献数量、作者分布、关键词共现、机构分布等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旨在揭示网络文化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网络文化已有研究中主要有网络文化、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媒体及网络教育四个研究方向；（2）网络文化研究现在已进入分化期，交叉学科的前沿研究方法正在被引入，研究深度日益提升。（3）网络文化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作者和机构之间均合作较少，研究领域还未发展成熟。     

实践基本形式新探

目前关于实践基本形式有种种划分。这些划分存有褊狭之处。现代实践作为人的总体性活动 ,基本形式是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交往实践 ;此种划分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当代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与特征

本文着重探析了当代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机制。笔者认为 :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是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宏观动力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中观机制主要是教育机制和职业提升制度 ;在自主意识指导下的社会理性选择是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微观动力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体系下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机制的内部作用力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当代转型社会中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特点 ,即当前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呈现整体结构性向上、并具有相对滞后性特征 ,主要表现为主流体制与自由市场间流动、体制内升迁以及短期空间流动 ,自主性流动增加 ,但政治调配仍发挥一定作用 ,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出现中心地位的互换     

论郑观应的近代开放意识及实践

郑观应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观念不断更新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和实业家 ,他的对外开放意识指导并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进程。第一 ,他提出了以通商为主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 ,他主张采用和借鉴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西学”以及企业经营方式 ;第三 ,具有了国际法的观念和最初的国家主权意识。     

西方近代分权理论的形成探究

古代西方混合政体理论发展到近代遇到主权论的挑战,主权论认为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是古代,权力也统一于某一个阶级手上。为应对主权论的挑战,近代分权理论应运而生,它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现实,即权力虽统一于某个阶级手上,但它仍然被制度性地分散到国家各机构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