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与暴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暴力"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革命战争小说中,"我方"实施的"暴力"被赋予了正义的、合法的权力;"敌方"实施的暴力则是罪恶的、非人道的。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中,"暴力"是革命群众合理地发泄愤怒的方式。"十七年"革命题材小说中,人道与暴力的关系问题一直作为"潜话语"存在着,作家如不触及这一问题,他对战争的描写就只能停留于革命的胜败这样的浅层次上,而不能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文学性的力量。     

“革命叙事”与传统伦理——“十七年文学”的伦理资源

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叙事有效地借用了与其张扬的人民伦理相一致的传统伦理资源,借以整合民众思想;但二者相互背离或者对立时,则对传统伦理观念加以清除。本文通过文本对此进行了解析,阐释了其运作机制和深层动因。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中具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它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这种理想主义与当时的政治相结合,导致在文学上形成了一种伪浪漫主义,促使当时的文学创作最终走向了艺术的毁灭之途。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政策研究

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政策的影响,如果把《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是当代中国文学政策建构的开始,那么第一次文代会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阐释和实践,而50、60年代则可视为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调整,从这几个阶段历史的文学政策不难解读出文学政策的政治性、历史性、策略性的特点。     

“十七年”时期中国出版的美国文学单行本论析

"十七年"时期,中国大陆共出版211本美国文学的中文单行本。其中,小说文体占比超过64%,剧本、诗歌、随笔等文体较少。这些中文单行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多以自由革命、民族解放为主线,反映美国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作家身份特征,对新中国广大群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鼓舞作用,收获了较多的好评。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家庭历史变革

新中国的成立使获得崭新身份的公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家庭之外的空间寄托,甚至一度几乎完全转移了人们曾经给予家庭这一私人空间的历史热情.反映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即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政府行为,加之离婚、分家等民间行为,广大村民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性变革;家庭的淡出直接宣告着国家显赫社会地位的确立.     

“十七年”文学中“小资”的身体改造

“小资”的改造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和客体都需要进行改造.“小资”的改造不仅是思想意识的改造,同时也是身体的改造.对小资“身体”的改造反而使得必须被压制的身体欲望通过某些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释放.作家的“小资”身份除了在直接的“小资”身体改造题材中得到表达外,在一些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小说中也同样有表达.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作家们仍然会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和探讨自我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革命理性与未被改造的“小资”情结之间的搏斗,看到这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双向流露——既有革命对“小资”的身体改造,又有“小资”的身体对革命潜隐的“反改造”.     

限度和自由: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间接呈现

在"十七年"文学中,情爱叙事并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被压制。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作家们对情爱的表达时常通过一些迂回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对被看成禁忌的恋人间的身体接触的描写更是如此。"情爱身体"间接呈现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通过一些意外的情境将恋人间的身体接触合法化、借助身体语言、设置恋人外的第三者开"性"玩笑的方式、把两性之间的性吸引进行距离化和审美化的处理、描写非政治的民间人物的情爱等。这些方式使小说保持了一种叙事上的紧张感,并改写了"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中的情爱书写单一、透明的面貌。     

“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对接与歧异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日渐成为一种思潮,承载起文学大众化的使命。底层书写由来已久,在表现小人物的物质贫困、精神麻木上,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在精神走向、情节结构、审美表现上又有许多歧异。底层文学不管是社会学价值多一些,还是文学价值多一些,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分界窄化了文学场域,在具体阐释中,面临审美削弱和深度缺失的诘问,它的出现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转型时期一部分人的社会情绪和道德呼唤。     

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

与五四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 ,“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 ,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 ,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来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或递进式的 ,而是迂回性的 ,具有自我律动的特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 ,一种文学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并没有彻底消失 ,它仍然会在当前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重构现代性:建国后十七年“国家文学”的意识聚焦——略论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形态

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意识的唯一标记,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指向。就建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言,"十七年文学"是在国家意志的规约下对现代性的价值重构。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总体上呈现出一体化的面貌,反日常生活是其主导的书写方向。从人物形象的建构到生活空间的营造,从对性别的想象到对物质的阶级属性的归类,这一时期文学建构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的话语策略是全方位的。不过,在政治允许的限度内,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书写,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而且也意味着文学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可以对政治的构造起到反作用。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十七年东北文学论

十七年东北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时代的波峰浪谷 ,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背景下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探索 ,并在现实主义叙事、北大荒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创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十七年东北文学在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有机交融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审美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