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在当今中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研讨会侧记

作为世界性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在当今时代被视为最前沿、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文化人类具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多样的理论视角．“举凡人类语言、宗教信仰、审美意识、道德行为和社会结构诸方面．都是它兴趣所及之处。但是．它又不像一般语言学、宗教学、美学、伦理学和社会学那样孤立地研究这些文化现象．而是在整个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宏观地和深入地研究它们的本质规律．并一直追溯到它们的原始形态，从而勾勒出人、人性、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现象的历史本来面目。”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方法及成果自觉运用到艺术研究当中．便有了艺术人类学。上个世纪末以来，国内学术界同仁就多方呼吁奔走．积极组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2006年12月22—24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在文化部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支持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并举办了首届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近百人．收到论文约70篇。     

民族学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它是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形态等等的一门科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用实地调查方法和比较的方法。早年蔡元培先生关于“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纪录和比较的学问”的定义就是着眼于方法上的说明。民族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与许多科学诸如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间文学、地理学等等都有密切关系。由于语言是组成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语言学知识对于民族学的研究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杨堃先生说,不懂语言学的     

人类学的主题与哲学人类学——读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虏伯曾在其名震一时的大著《人类学》中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学的时代”.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杜维明先生于1985年来华讲学时,也曾多次介绍说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是当代西方几个最热的学术课题之一.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医学及所有传统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在尝试着与人类学挂上勾,致使人类学很快发展为囊括了人类起源学.人类形态学.生理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传播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等众多分支学科的学科群.解放前二、三十年间,我国学术界已开始关注人类学,北京猿人的发现、云南禄丰腊玛猿头骨化石的发现等,曾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历史的认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惠祥著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也曾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注目.但是,解放     

试论语言与文化的多维关系

语言与文化有着不解的密切关系,依据语言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理论,从语言与文化的空间差异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制约关系、语言与文化的结构层次差异关系、语言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分布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多学科基础关系等多个维度、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探讨,可以说明语言是如何反映文化现象的,以及文化现象是如何在语言中留下痕迹的.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系要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William Henry Holmes 1846—1933)首次创用,后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当强调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定型组织或一种符号制度,即社会与文化有密切联系并同等重要时,亦有“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之称。各名称的涵义侧重虽略有差异,但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大体相同,即是研究作为存在的人的文化特性。     

关于语言与文化、思维的关系的几点思考

语言与文化是什么关系?语言与思维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很久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包括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们所共同关心的两个基本问题,这是饶有兴趣但也十分棘手、至今未获彻底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特别是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汉语与汉民族思维特点的关系问题,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进行了许多有意思的探讨.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认为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维具有发生学上的联系,并且认为这种联系在汉语中表现尤为突出.对此,本文不揣鄙陋,提一些不同的意见,以就正于方家.     

论语言词汇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论语言词汇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王建华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词汇在语言学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从宏观的视野来认识，词汇同人类社会和文化密切相关。“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①为此，国际语言学界六十年代兴起的社会语言学提出了“语言的词汇同社...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说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欧洲人类学和语言学思想,强调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性,着眼于语言的功能性,以语言使用的倾向或原则为己任。该学派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对语言系统和功能、语篇、语域的重视,使其在语言理论和应用领域都取得了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它对语言系统的描写未能充分反映语言的实际运作过程。对此,应完善理论框架本身,研究社会文化语境与语义、形式的关系,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语言教学和学习、语言运用中的普及。     

论符号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本文所持的符号学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是表情达意的符号化过程,而不是一套静态的结构关系或规则,符号化的单位是“命名与话语”、“名称与文本”;其任意性、线条性、动机性、聚合性等符号化方式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非客观规则。符号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汉语言文化的偶值性语言符号化方式中的二元互补结构基础之上的语言理论,在符号内部结构关系上,它将动机性而不是任意性,在其外部关系上将空间性（聚合性）而不是线条性看作语言符号结构系统的最高原则,倒转了索绪尔在这两个方面的命题。     

“三人成虎”新版——“多佛尔海峡”变成“多佛大街”及其教训

本文以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多次在其《语言的文化解释》、《文化语言学论纲》、《文化语言学》、《申小龙自选集》等著作中将多佛尔海峡误作为“多佛大街”的事实为例 ,对学术界严重存在的抄袭剽窃、自我克隆风气以及出版界拒不尊重学者意见的炒作之风进行了严肃抨击     

社会语言学的整合发展趋势

当代社会变化和现实的需求,以及社会理论的发展,促成了社会语言学整合发展趋势,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整合,形成了变异社会语言学、交往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会话分析、符号交往、语言社会学等分支的发展,在语言结构、社会交往和文化意识等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深入。整合受到当代社会理论的影响,也对当代社会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     

世界村的新来客——“走向人类、回归文学”的文学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是比较文学新兴的分支。它试图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处理文学材料，而文学材料又可能反过来充实并革新那古老的人类学。人类学研究的是整个人类及其文化，那么“文学人类学”就必定是跨民族、跨语种、跨文化，因而注定是“比较的科学”。“文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崛起是近几年的事（可以参看方克强和叶舒宪等的有关论著），但是它的“运用’句有七十年左右的历史。郑振择、闻一多、陈梦家以诗人研究中国的民俗、神话，取得骄人的成绩，实际上就是“文学人类学”。这里还不说茅盾、鲁迅、郭沫若等的零星工作。中国文学人类学…     

论语言的人文性与词的文化义

中国文化语言学以研究汉语的文化意义为已任。语言的文化意义是语言人文属性的反映。那么，语言及汉语的“人文性”，语言特别是词的“文化义”如何理解，也就成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建设中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什么是语言的人文性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必须首先对两个问题形成自己的系统看法：～是语言的人文性；二是汉语的人文性。中国文化语言学从发动到现在，走过了近十年的路程。在初期，尽管中国文化语言学开展得风风火火，但研究者对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汉语的人文性，却一直避免给予明确的解释。1987年在南昌召开的“中国…     

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本文通过对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语言结构主义的历史逻辑以及列维 -斯特劳斯的象征主义结构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揭示了索绪尔的观点与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索绪尔在语言学中虽然没有使用“结构”一词 ,但他对抽象的语言系统结构的强调 ,对后来的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变异修辞学论略

变异(Varianon)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术语,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浯言的变异问题。从研究方法上看,社会语言学着重从宏观角度,联系社会、时代、环境、背景等方面对语言进行研究,所以它是从外部功能上对语言的变异现象进行的研究,我们这里所谈的变异,与社会语言学中的变异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我们主要从语言结构入手,用修辞学的观点对语言变异(确切地说应该是“言语变异”)现象进行研究,所以我们曾叫它变异修辞     

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和文化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是长期以来语言学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多年来大家对它的讨论和研究甚多,但看法还很不一致。本文结合学者们已经做过的研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评述这个问题。 一、关于“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这个术语,人们已经下过许许多多的定义。根据克罗伯 (A.L.Krober)和克拉克洪 (C.Kluckholn)早在 50年代所作的统计,它就至少有 160多种定义了。这里我们介绍并区别其中两种较具代表性的。首先,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说,“文化”相当于“文明”的意思,它与“野蛮”相对,指的是存…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论争与实践--以华南研究为例

华南研究可以从地域和概念两个层面去理解,但方法论是华南研究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涉范围,即强调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地方文献及档案运用与解读的方法。在这种学术旨趣的指引下,国内外一批地方社会文化学者在华南区域着手进行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尝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使华南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的名称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识。而随着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已经不满足于将目光停留在华南一隅。“超越华南”或“告别华南研究”之所以提出,即在于“希望走出华南,到中国其他地区去,延续他们的问题关怀与方法实验。     

语言哲学语“Linguistic turn”的汉语称谓辨析

语言哲学术语“Linguistic turn”的汉语称谓通常有“语言学转向”、“语言的转向”、“语言转向”、“语言性转向”、“语言论转向”等五种。从“Linguistic turn”的本真状态等方面看,把“Linguistic turn”汉语称谓称做“语言学转向”是错误的。其余几种称谓虽本身都无可厚非,但就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发展阶段的习惯性称谓模式等角度看,相比较而言,把“Linguis-tic turn”的汉语称谓称做“语言论转向”,比“Linguistic turn”的其它几种汉语称谓更为适切。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近2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交流,中国社会语言学曾经进入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模式。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脱离了“文化语言学”的导向,通过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流,逐步转向语言变异、语言变化、言语社区等重点研究领域。而2002年起始的连续几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开始把中国社会语言学推向了世界。随后,以2003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成立为契机,中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一个组织化、国际化、理论化的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