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大敌。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和财富的匮乏,更是因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而滋生的一个肿瘤。“贫困”究竟是什么?“社会排斥”又是什么?它与“贫困”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在社会政策领域运用“社会排斥”的概念?这都是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为此我们从对“贫困”概念的最基本的解释入手,探讨一下20世纪以来对于贫困概念解释的发展变化。然后,再来看看在国际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是怎样从对“贫困”的研究中派生出“社会排斥”的概念来的。     

中国社会贫困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

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贫困群体集经济贫困、知识贫困、素质贫困于一身。贫困群体的存在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 ,制约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 ,并且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络 ,既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护 ,又能够有效发挥社区组织、民间力量的积极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问题 ,促进社会的公正和民主 ,促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丰裕社会中的贫困——再论香港的贫困问题

以香港为个案探究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考察其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困问题的历史演变以及现实特征。香港是一个典型的丰裕社会,其经济水平和富裕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香港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可谓＂富有一群属最富,贫穷一族属最穷＂。一直以来,香港奉行＂不干预主义＂,坚守自由经济政策,这既培育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与富庶,也为贫富悬殊和贫困问题埋下了祸根。香港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并不自动缓贫,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和益贫式社会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才是缓贫的关键和根本。     

从贫富差距现状看我国社会政策的缺位

当前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国情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贫困现象明显,因而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将社会政策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以改善基尼系数扩大的趋势。但目前来看社会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社会政策的发展轨迹,并对其在当今社会的缺位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认为社会政策相对于经济政策的弱势附属地位和社会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是其缺位的原因,并提出构建新型社会政策体系的思路。     

资产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农村贫困治理是一道难题,尤其在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各种扶贫开发措施均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意味着反贫困已经进入后攻坚时期.有鉴于此,适时调整扶贫模式,转换治贫理念,实现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兼具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之长的资产社会政策,借助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并嵌入资产建设理念,将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开辟新的思路.     

贫困阶层能力提升的社会政策分析

从分析个体的风险社会地位入手,提出不同风险社会地位的人们扮演着不同的风险角色,贫困者通常是风险的主要承受者和最大受损者.风险加速和加大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差距,带来社会更深程度的不平等,破坏社会融合和发展的成果.文章从风险应急和发展能力两个视角分析社会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指出发展能力才是面向长远、生产性的、积极的、能力内化的、提升贫困人群风险社会地位的最根本途径.发展能力需经由家庭、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政策路径加以促成.     

内部市场与统一的社会政策

内部市场的正常运转和稳定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统一的社会政策对于内部市场建设的必要性通过商品再生产与劳动力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社会政策与劳动力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内部市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是内部市场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统一的社会政策与劳动力自由流动之间的关系得到体现.作为协调、改善和稳定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内部市场范围的社会对话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非社会问题化与社会政策遮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社会问题就没有社会政策,因此社会问题的认定对社会政策形成、完善和作用的发挥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在处理这些社会问题时往往会陷入两个不同的误区：社会问题政治化和社会问题经济化,即＂非社会问题化＂。由于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的关联性,这种＂非社会问题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的遮蔽,从而对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影响社会和谐。     

国外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与述评

动态贫困研究是分析个人或家庭在贫困位置上的流动状况及地位转变的原因。文章以欧美国家的福利政策为背景,阐述百年来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历史,并探讨各个时期动态贫困理论的内涵、局限以及相互关系。文章希望通过对不同时期动态贫困理论的梳理,可为未来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与动态贫困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风险社会时代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运作逻辑和社会形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问题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贫困阶层的个体化趋势逐渐明显,贫困个体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深。贫困阶层在开放政治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逐渐定型,权利诉求渠道受阻,面临着社会结构作用下的权利贫困。此外,由于风险与贫困的天然亲和性,现代化风险对贫困个体的威胁力增强。因此,认识和分析风险社会时代的城市贫困问题,应从城市贫困发生、演变的社会根源出发,尝试通过重建社会来开展城市扶贫工作。     

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

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是社会政策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以此为视角考察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即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时期、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及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国家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注重借鉴当代国际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世纪初以来,在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的背景下,这种新型社会政策已经曙光初现,但其发展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社会研究中的问题与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

社会研究始于问题,然而社会科学对"什么是问题"和"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反而缺乏系统的反思。通常情况下,社会研究中的问题源自于已有知识积累对解释目标无法提供充分解释而产生的疑惑,完全不能解释的"新问题"是很少见的。问题具有时空延展性,可以附着在不同的现象中,社会研究需要从现象中分离出问题并进行解释,现象描述不等于解释问题。社会研究中的问题大致呈现为三种基本形态:(1)逻辑上的内在冲突;(2)认知上的"黑匣子";(3)实践上的不正常状态。那么,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如何展开,不仅需要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作为研究起点,而且还要求把对"问题"的科学分析和认知上的推进作为研究的主线。概言之,一是对问题的解释应超越人类知识遗产已经提供的解释;二是对问题的理解和阐释需要情境性材料和分析性材料的系统支持;三是通过特定的机制分析呈现问题的内在逻辑。     

中亚地区的贫困问题

地区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亚诸国家近年来面临贫困化加剧,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贫困导致中亚地区移民人数增多,犯罪率上升,腐败加剧,环保问题突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亚地区产生贫困的原因有很多,解决贫困问题已成为中亚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否则,将可能造成地区不稳定等灾难性后果。     

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制度

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过程及规模,回顾了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动因和上海、武汉、重庆三种制度模式的运作情况,研究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议。     

社会市场与经济市场

现代社会体系由经济市场与社会市场两部分组成。经济政策调节社会生产活动,社会政策规管社会消费活动。经济市场与社会市场相互依赖,是平等互惠的制度性伙伴关系。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性议题。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走向新社会政策：社会变迁、新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转型

传统福利观念和社会政策因社会变迁而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等新社会趋势的影响下,现代社会面临许多新的不平等,形成新社会风险。因此,影响人们福利的因素已经超出了传统社会政策的五大领域。反思社会公民身份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扩展社会政策的研究视野并致力于解决新的社会不平等,是回应这些新挑战的基本途径。而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