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程的特点及其对治理实践的意义

社会工程是建构性的社会变革实践活动,它的基本特点和核心内容是预设社会发展模式,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思维特点是综合集成。社会工程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点:一方面,中国实践的成就和经验催生了社会工程研究,改革开放不断为社会工程研究提出新课题;另一方面,社会工程的发展对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以"四个全面"为核心的治理思想,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工程思维特点,特别是其中的导向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是新常态下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方法论要求。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在主体、手段、实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主体、手段、过程、基础与路径等各个方面:一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关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二是要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现代化;四是要发挥科技与信息化作用,基本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化;五是要统筹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现代化。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     

社会现代化: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

当今，社会现代化已是一殁全球性潮流，已成为无数学者热切关注和潜心研究的时代主题。然而，对于克竞什么是社会现代化这一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给法，莫衷一是。本文在对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进行归纳和评价的基础上，立足社会学的视野，认为社会现代化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全部意义是：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以科学技术发展为纽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管理、生活方式、人类活动空间等诸多领域的本个性、全球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过程。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转向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创新: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紧要议程

集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于一身的教育共同体构建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重要路径,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主体共在和实践逻辑。但当前中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共同体面临如价值理念偏差、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多元协作机制欠缺等问题,致使教育共同体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治理价值和作用。为此,在教育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应明确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大学治理价值,重塑以共同体为纽带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立以多元协作和共治共享为核心的实践机制,以推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立足新时代村民最新诉求和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建立健全涵盖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乡村治理内容体系、乡村治理运行体系、乡村治理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其中,组织体系是关键,内容体系是重点,运行体系是载体,保障体系是依托。四者形成合力,共同助推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构建：维度与指标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支点,而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市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以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维度,选取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群组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为测度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水平、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率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社会保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四重维度

治理主体现代化要求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功能,并实现个人治理的主动性回归;制度体系现代化要求从制度的碎片化走向一体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责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运行机制现代化要求社会保障事务实现从\     

风险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治理体系,提升我国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公共性不足,协调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公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了治理失效。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要从加强和巩固元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治理法治化、培育社会组织、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健全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出发。     

中国共产党推进陕甘宁边区治理现代化的“延安之治”

为了“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打造一个强大的边区,着力推进边区的治理现代化,构建一个模范的善治的边区。在模范边区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执政条件和实际境域出发,通过不断优化党、政、社、群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有效化和纵深化的“延安之治”。虽然这一时期边区对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是初步的,但其蕴含的政党逻辑、人民逻辑、发展逻辑和本土逻辑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言说与行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治理主体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共同协作编制而成的合作治理网络。在此网络中,各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最大限度发挥功能优势,实现社会治理结构优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言说—行动”分析框架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治理主体通过协商民主与合作行动共享治理话语权和行动权力,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概念辨析和时代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改革的总目标被确定下来。因此,经济治理现代化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任务。经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进行经济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前提是准确把握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和时代特征。经济治理现代化是指多元主体对整个国家经济进行治理的系统规则体系和相应设施的现代化,在新时代表现为产业体系现代化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现代化和经济体制的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逻辑与推进路径

中共中央提出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既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支撑与内生动力驱动,也从侧面凸显了加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要性。基于“低组织化”“碎片化”“被动化”“内卷化”的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应妥善调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协调、治理层级提升和治理重心下移、治理方式刚柔并济及制度的“良法”与“善治”这四组逻辑关系,进而从总体思路、价值基石、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功能结构等方面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     

民法典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石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被奉为至理名言,从而在民法典中奠定了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基石,进而人们把《民法典》奉为“公民的权利宣言书”。诚然,民事权利保护是民法典的出发点,也是民法典的落脚点,但这远远不是民法典之所以伟大的全部。从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社会构建的视野,对民法典的社会价值略作管窥,会发现民法典为基层社会治理明确了应该遵循的诸多基本规则,在赋予权利的同时也明确了社会生活的义务底线,民法典也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法治蓝本,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承担原则和责任体系使社会治理中责任承担机制有了刚性依据和强制力保障。因此,民法典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法治社会的法治基石,必须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民法典的社会功能,让民法典真正走近群众,实现其社会治理效能,以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和鲜活的中国社会实际为根基,使我国的民法典的社会价值更加凸显、社会影响更为深远。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发展

近十几年,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提升社会协同水平、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和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能力和行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差距。要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必须明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量大、质优、功能强的社会组织发展任务,采取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科学举措,不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