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方式:从信息披露到创新驱动

企业数字化对于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双化协同意义深远。选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资产视角和经营业务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生产、污染治理及研发创新的影响,进而明确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机制。研究指出：(1)无论是资产视角还是经营业务视角均显示,企业数字化降低了企业披露绿色生产(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和污染治理方面(环境负债和环境业绩与治理)相关信息的概率及公开程度;(2)企业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从资产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利于研发创新投入的增加,从经营业务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整体上,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其方式是创新驱动而非信息披露。提出应加快企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充分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     

金融科技何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有为政府和有志企业协同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正向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考察不同企业类型、行业特性和地区特征条件下,其驱动效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渠道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家精神对金融科技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协同调节作用。政企的协同调节效果又因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而异：对数字化领先型企业的调节是互补的,对数字化后进型企业的互补调节不明显。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应大力推进金融科技赋能实体企业创新转型,并协同加强政企合作,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路径研究

数字化转型赋能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是电力企业面临的新机遇与挑战。本文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产生的影响,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信息化、数字化、数智化三个阶段入手,分析了信息化、数字化、数智化之间的关系及作用;基于“数智化”所形成的“数据-信息-知识-决策-执行”的闭环,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路径依赖理论,提出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的路径,即“数字化建设-业务协同-服务体系转型升级-数字人才培养-数字化管理”的优化路径。最后,从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建立数字化治理模式、优化组织管理模式、培育数字化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实现优化电力营商环境路径的保障措施。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探究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对新时代医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促使医学人才培养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数字技术驱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次变革,加快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时代价值。为此,迫切需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理念,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育人体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发展,让数字技术激活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战略方向与实现路径

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要适应"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加快自主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向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两端进行延伸,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通过内需牵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数字企业.为此,可以采取...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共生视角下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产业高端化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然而,中小企业面临资源匮乏等诸多困难,容易陷入数字化转型悖论的困境,如何实现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166家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为分析对象,运用fsQCA方法探讨战略柔性、网络嵌入和环境规制如何共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第一,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商业网络嵌入、政治网络嵌入、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均不是企业实现高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都对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单一变量对数字化转型效果解释力弱,高数字转型可通过不同条件协同形成的“外部网络主导的协调驱动型”和“内部资源主导的战略协作型”两条路径实现;第三,非高数字化转型存在五种组态,均显示在缺乏协调柔性和政治网络嵌入两个核心条件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研究发现为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的国家治理机制——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视角

本文结合创新理论和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的演进,从理论层面明确国家治理、科技创新治理的内涵边界,将科技创新治理定位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创新治理机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基本原则、组织架构和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机制特征等进行分析探讨。数字化的经济社会活动,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实践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治理,须遵照数据驱动、系统重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优化等原则,建立多方协调机制,构建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并着力完善数据信息交互的程序规则,进而实现"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机制正加速全面数字化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数据平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方式逐步转向基于数字技术的过程治理。     

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与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五)

本文通过提出和阐述数字经济技术-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及理论,从要素-产品-资产视角剖析数字经济生产力的数字化转型与适应性创新,从劳动-组织制度-契约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生产关系的数字化转型与适应性创新,由此,构建数字经济生产方式的适应性创新分析框架。根据分析框架及研究结论认为,基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以数字经济的适应性创新为研究对象,阐述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规律和特征,构成数字经济的新政治经济分析。同时认为,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是数字经济新政治经济分析的基本问题。     

黑龙江古驿路体育旅游数字化转型研究

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驱动了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将继续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黑龙江古驿路体育旅游数字化转型应健全政策保障体系、注重平台作用发挥、加大数字旅游宣传、加强体育产业数字化人才培养。     

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与模式——基于营销服务企业的多案例扎根研究

路径与模式的选择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问题。通过对四家营销服务企业的扎根研究发现：企业对内外环境的感知产生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资源获取能力决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基于业务拓展程度和开放合作程度两个维度,案例企业呈现出开放生态、开拓整合、协同创新与专注深耕四种不同的转型路径;转化能力使企业最终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营销服务模式——生态系统平台、一站式解决方案、虚实融合服务与“专精特新”服务。三维动态能力作用下的“转型驱动—路径选择—模式形成”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行动逻辑。     

人口老龄化、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为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提出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目标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0—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口老龄化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大于门槛值时,人口老龄化通过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影响将发生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建议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从而抑制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应对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从而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驱动因素及绩效影响研究——管理者数字化认知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逐渐成为旅游企业转型的重点战略。从旅游企业视角出发,基于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阐述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驱动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及其驱动因素中的干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国内旅行社、景区、酒店、在线旅游企业等720家旅游企业发放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部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模仿压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动态能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的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外部制度压力、内部资源与能力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旅游企业应把握数字化转型节奏,重视数字技术与业务的匹配,提升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认知,加快数字化人才的培育,以提升企业绩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行为——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研究

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机制。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的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实证分析了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创新水平，并且不仅体现在创新投入上还体现在创新的结果产出上。机制检验支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的信息质量渠道，但是经营杠杆渠道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型公司中更为显著，并且其效果随着公司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有所降低。以上结论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政府不仅应竭力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税支持力度，努力降低企业面临的转型成本，激发数字化转型对于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同时还应秉持分类管理原则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与不同分类指导和跟踪服务。     

我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意蕴与价值创造研究——以深圳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为例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提高的重要手段。深圳龙华立足地区实际,提出经济、城区和治理数字化转型“三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模式,极大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域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区域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其强调各领域的整体协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研究发现,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符合穆尔提出的战略三角模型理念。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公共价值驱动的全域数字化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剖析可知,在具备政府支持、大众认同、数字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价值、行政管理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     

数字游戏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耦合逻辑、问题透视与实践路向

数字游戏作为当代大学生主要的文化消费和娱乐休闲方式,已经成为形塑大学生社交关系和价值序列的关键变量,映射了当代大学生数字化生活的诉求转向。数字游戏是积累多源、异构、海量数据的有效载体,促进场域融通的持续性资源和链接多维场景的技术手段,具有升维数字化转型的独特优势。然而,囿于数字游戏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嵌合张力,数字游戏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的观念裂痕与理论缺位、技术错位与治理异步、话语冲突与叙事困局等困境,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数字游戏形成被动静默形象,遮蔽了数字游戏的数据潜力、技术价值和场景优势。因此,数字游戏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耦合共生的基本要义在于转变思想观念,主动开辟数字游戏新阵地;驱动数字游戏内嵌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演变逻辑,释放耦合动力;将主流叙事的认知图式嵌入数字游戏文化的新范式,通过情景叠加的叙事触达学生生活世界,在数字游戏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耦合共生中释放共创的内驱力。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利率市场化的中国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这离不开高质量金融供给的支持。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实证发现,利率市场化能够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驱动效果更为突出,但对于科技属性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未展现出特异性的支持偏好。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企业杠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着力营造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进一步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效果;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市场化定价方式,加大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投贷联动;企业应当侧重将金融资源注入创新项目,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新引擎,给全社会产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一部分,引发了全球教育思维和教育文化的深层次变革,推动了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和学习环境等一系列教育要素的内在变化,其本质是用数字技术重构学校和教育、重塑学习。与企业(组织)开展的数字化转型不同,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其自身独特的教育逻辑,因此更具艰巨性。在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中国主要从推进教育新基建、构建智慧学习生态、提高教育治理服务能力等三个方面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可持续发展前景更加广阔。在此基础上,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以智慧教育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产城融合中的“三区联动”运行机制与中国实践模式

"三区联动"有效地整合了高校、园区与城区的创新资源,建立起以创新创业为基础、以知识与价值创造为纽带、以知识产业为主体的创新联动体系,是产城融合发展、城市转型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新模式。这种新的城市转型发展模式依赖于市场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的引导保障机制、中介的支持服务机制以及人才支持与文化引领机制。这种产城融合的新形态在中国形成了三种实践模式:校区驱动型"三区联动"、园区驱动型"三区联动"和城区驱动型"三区联动"。在不同类型的实践模式中,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城市社区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有着不同的特征。     

数字化转型、智力资本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

选取我国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基于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明显改善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重视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