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衔接视角中的合规互认：正当性风险与应对

合规互认对于扩大合规整改实效、增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同性、实现对涉案企业充分的法律激励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但在当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并存的二元体制下,强制性的合规互认具有显著的正当性风险。此种风险主要表现为：法律依据不充分、程序功能混同、不当限制行政裁量权和弱化法律监督职责。在二元体制下,需要反思“刑事先行”的衔接方式,以侵害法益类型作为区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基准,在遵守刑法谦抑性和从属性原则的立场下,强化行政执法对于秩序性法益维护的主体责任。在坚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独立价值的立场下,明确行政机关对于秩序类违法行为的先行处理职责,将合规互认限定于不法行为构成要件相同的有限情形并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自主权,从而推动合规改革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全面协同。     

行刑一体化与刑罚执行权的新配置

尽管行刑是刑罚运用过程的最后环节,但是,行刑效果如何则直接关系到刑罚目的能否最终实现。科学合理地配置刑罚执行权将有助于行刑效率的提高与刑罚运行机制的完备。通过对当代中国刑罚执行权的现实考察,不难发现,中国现行刑罚执行权配置并不科学合理,存在着行刑权过于分散、相互之间彼此抵牾之处,这严重地影响了刑罚功能的发挥。因此,树立行刑一体化的理念,科学地配置刑罚执行权,乃是中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配置的法治化及其实现

为防止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失范,把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配置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我国行政法治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在法治化的目标和原则下进行考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原始配置和不同种类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具体配置都凸显了一些现实的问题,有必要进行规范和改进,以完善法律的内容和规范制度的建构。保障该权力合法、适当的运行和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     

论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立法的完善——基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

我国现行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立法存在诸多不完善与不明确之处,使得有案难移、以罚代刑、“刑事优先”与“先行后刑”争议以及一事二罚等衔接实践中的困境依然存在。考虑到税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项程序在目的、处罚的理由和种类以及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构成条件、证据、认定的结果方面存在差异,确立明确两项程序相互独立的双轨制有着必要性,并可作为平衡“刑事优先”和“先行后刑”冲突立场的选择。同时,又因对现行税收行刑衔接相关规则具有包容性以及来自意大利税收行刑衔接相关立法的借鉴,双轨制也有着可行性。为完善税收行刑衔接立法,增加法的确定性和明确性,税收征管法应修改的内容包括以下几大方面：确立双轨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两项程序的关联,包括优先考虑以报告义务替换移交义务以及确保实体的一事不二罚和特定情况下的行刑并罚,同时在必要的方面增强税收违法行为行刑界定、处罚范围的一致性。     

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阐明与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作为一项环境司法政策,源于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经验的总结提炼,历经了萌芽、发展与逐步成熟的形成过程,其价值目标在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修复。生态整体主义、系统论和协同治理论可分别从目标整体性、构造体系化与实施协同化等维度阐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理论缘起。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在实现生态环境协同修复过程中存在的理念滞后、适用受限和管理失序等实践问题,建议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修复优先”原则、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扩展性”应用与生态环境修复过程“统合化”管理,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中的体系化运用。     

信访权力配置及其对信访权利的规范功能

我国现行信访权力的配置存在主体多元、权力分散、程序复杂的特点,客观上造成了信访者滥用信访权的可能性。应合理配置信访权力在正当信访以及瑕疵信访处理过程中的效力空间,以便为有效制约信访者滥用信访权提供信访公权环境下的最优保障。     

权力与权利的配置：民事诉讼模式的新视角

民事诉讼模式研究有助于了解一国民事诉讼体制的构造,也有助于从宏观上分析各国诉讼制度的差异,因而有可能成为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研究之一。本文在检视国内各种“模式论”的基础上,提出“权力与权利的配置”不失为研究、分析和诠释民事诉讼模式的一种新视角,并据此把民事诉讼模式划分成“权力型模式”、“权利型模式”和“权力与权利的协调型模式”,试图籍此以进一步深化“模式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定反思

为真正体现出生态环境的"生态"价值,严格落实"损害者担责"原则,更好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程,我国于2017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正式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并于201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但由于该制度与既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致使理论与实务层面冲突不断。《若干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两诉"衔接的空白,但衔接机制尚不尽完善。文章从当下现存问题出发,指出应当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核心立法、明晰其性质、根据适用范围厘清起诉顺位、以一审辩论是否终结为节点补足中止条款等四方面,对当前"两诉"的衔接机制进行优化,以期发挥出"两诉"的最大合力。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影响及其应对

当代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系统和政治系统不是两个相互割裂的系统,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对政治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影响一国的政治稳定,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并对国际政治有着重要影响.针对这种影响,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公正协调环境利益冲突,畅通渠道促进公众环境政治参与,加强国际环境的合作与交流,以使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和政治发展取得双进展.     

论我国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启示

特别行政区自回归后保持了繁荣与稳定,通过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透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是一种新型中央一地方府际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原因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赋予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权力配置上的特殊性,试图总结出在特殊环境背景下的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的规律和趋势,从而为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探寻出一些新的思路与走向.     

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及其构成

社会生态环境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是由三个维度构成、每一个维度又有多个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复合系统。这个复合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情境性的特点。社会生态环境与教师专业发展有着极大的关联,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好坏极具影响,我们必须通过改善社会生态环境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的逻辑机理与运行机制研究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推动乡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近年来,我国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很多进展,但总体上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量大面广,基础薄弱,仍存在突出短板。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的长期任务。乡村生态环境微治理遵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理念,着力构建与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机制相耦合的自下而上的微治理机制,通过充分发挥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提高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党内和谐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及其基本要求探讨

党内和谐是指构成党的各主体要素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按照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要求,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执行使命的相互交往的活动关系中形成的思想统一、民主团结、文化和谐、制度健全、心情舒畅、富有活力、友好相处和融洽共事的党内生活状态。它主要包括了思想和谐、组织和谐、作风和谐、制度和谐、利益和谐、行动和谐等六个要素。增进党内和谐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保持思想统一;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肃党的纪律;坚持维护团结统一,做到自强与开放的统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基本要求。     

唐宋汴河的变迁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唐宋汴河经历了由盛转衰、废而复通、最终堙废的变迁过程。导致其变迁的因素包括自然和人为两方面,根本原因是黄河泥沙的长期侵袭和改道北流,战乱中以水代兵又加剧了它的淤废程度。汴河的变迁一方面阻遏了黄河的南泛,改变了淮北地貌,淤泥用以肥田改土,分洪排涝保障了黄河安流;另一方面又导致土地的沙化、盐碱化,破坏了正常水系,淤塞了湖泊,致使流域经济走向衰落。     

汉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汉唐时期,吐鲁番地区大规模的水利开发建设、屯田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成为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积极条件,使吐鲁番地区垦殖规模扩大,农牧业主体地位确立.但是,吐鲁番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对于人口和经济的承载力是很小的,过多的人类活动和开发对当地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疫病流行等消极的影响.     

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

本文论述了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认为商代在建国立都时着意选择了生态环境优越、地势险要、交通便利的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能导致都城的变迁;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形制和布局有着重要影响。     

生态环境对文明盛衰的影响

人类的存在和繁衍,与周围的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态环境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考察生态环境对文明盛衰的影响,有助于今天正确处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理性地面对在生态环境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