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伦理化的契机

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就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佛教东传以后,中国佛教的伦理化倾向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佛教中国化进程所使然。必须看到,尽管我们不是简单地把中国佛教作为印度佛教在中土的延伸,但我们从来也没有把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系完全割裂。基于这一点,我们讨论早期佛教的伦理化倾向,以及佛教传入中国后所赖以生长的中国伦常社会的文化基壤,就有助于了解中国佛教伦理化的中土之源、印度之根,在根源与土壤中,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伦理化的契机。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伦理化倾向,主要是指佛教     

“无情有性”与“无情说法”: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佛学依据

印度佛教属于都市(含近郊)佛教,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却渐渐地远离都市,走上了山林化的道路,山林佛教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面对中国佛教的这样一种态势,中国的佛教思想家湛然和惠忠分别提出"无情有性"论和"无情说法"论,为"山林佛教"的合法性作论证和辩护,从而为佛教山林化提供了佛学依据。有"无情有性无情说法"以为理论支持和舆论背景,中国佛教的山林化得以不断推进,最终导致了中国山林的佛教化。山林佛教化乃是中国山林的一个重要特征。     

佛教融入古代中国社会之原因的文化解释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扩大、加深的结果,采取的是地缘渗透的方式。佛教融入古代中国社会,是因为佛教传入时的中国社会与佛教产生时的古印度社会具有相似性;是因为佛教弥补了儒教和道教的不足,三者实现了互补;是因为佛教主动进行调适,积极适应中国社会。     

佛教文化与云南寺院素食开发

一、中国佛教及其分类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古印度,创始人是释加牟尼。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至今大约有2000年了,它传入中国后,又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相融合,不断变化、发展,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中国佛教根据流传情况和经典使用的文字加以分类,可以分为汉语系佛教（又称汉传佛教、汉地佛教）、藏语系佛教（又称藏传佛教、喇嘛教）、巴利语系佛教（又称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云南有26种民族,是中国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也是宗教类型最齐全、宗教现象最丰富的一个省,是名符…     

疑伪经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疑伪经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在保持传统佛教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疑伪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以及道教的修行思想,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从佛教疑伪经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完成了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略论中国少数民族佛教信仰之确立

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并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整合,以至于最后形成东亚佛教文化圈,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现象之一。过去人们对佛教中国化过程的理解往往偏重在佛教与汉地中原文化的冲突、融合上,而忽视了佛教的中国化还应当涵括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接受和信仰,忽视了对中国佛教三个并列的亚型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傣语系小乘佛教的整体研究。而这些少数民族对佛教的信仰又采取了与汉地不同的途径与方式,并有其独特的信仰根源。本文正是试图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来探索这些少数民族为什么又是如何接受佛教的。     

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

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从负重生活到艺术生活——佛教与盛唐诗人生活态度

佛教东传以来 ,经历数百年的磨合 ,终于由一种域外文明消融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影响中国人生命观念和生存形态的三大文化之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全融合 ,是在初盛唐之间实现的 ,在盛唐体现得尤为突出 ,因为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在盛唐完全定型并得以推广开来的。因此 ,盛唐诗人与佛教的关系 ,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之后对文人生活构成的影响 ,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程度。本文即从这一文化现象入手 ,分析盛唐诗人在感受佛教教义、运用佛教观念之后 ,生活态度由负重生活向艺术生活的转变 ,探讨盛唐文学与佛教的深厚因缘。…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

百年间,近代中国在外寇内战的危机中出现的传统社会的解体、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传统儒学的崩溃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知识精英们一方面利用佛教对抗东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与征服,以填补儒学崩溃后的文化真空,营造一种终极关怀的彼岸意识,作为“救心”的精神栖息地,可以杨文会为代表;一方面为反对封建专制王朝,借用西方基督教创立“拜上帝教”,以填补广大农民的“宗教饥渴”,发动武装起义,可以洪秀全为代表。“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是与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产生的文化思潮。     

中国居士佛教略论

佛教居士是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份最复杂的佛教信众。僧伽佛教与居士佛教是在互动中发展的 ,而以往之佛教史籍 ,主要是述僧伽佛教之发展历史 ,并强调僧伽佛教对居士佛教的影响 ,忽视了居士在佛学理论、宗教实践及信仰需求等方面对僧伽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发展及特征、在佛教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作了论述。通过对居士佛教的研究 ,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探讨佛教发展的进程及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因 ,为佛教史的研究提供更大的范围、更阔的视野     

中国佛教判教运动对龟兹佛教的影响

南北朝初期,中国内地佛教判教思想兴起,目的是纠正佛经翻译的杂乱与矛盾,建立统一规范的佛经系统,后来发展成运动潮流。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特殊的功劳。魏晋南北朝"毗昙""般若""涅槃"三大思想体系统摄中国佛教,毗昙学属于小乘佛教体系,是西域龟兹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判教中突出了大小乘的纷争。至隋朝大乘佛教已占据统治地位,小乘受到排斥和打击,中国内地小乘佛教从此一蹶不振。龟兹佛教也受到巨大冲击。此后,在中国佛教史中,龟兹佛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近代龟兹佛教遗产的发现,引发了对龟兹佛教的追忆和重新审视。但判教形成的固化观念,还在约束着龟兹佛教研究的开展。对龟兹佛教和石窟的再认识、再研究,必须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更深广的内涵和特色,正确认知龟兹佛教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客观阐述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有所助益。     

质疑“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说

开始于 2 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 ,并没有带来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近代佛学研究的兴盛 ,佛教的近代化革新 ,只是给人以“佛教复兴”的外在表象 ,佛教僧伽这一主体 ,无论内外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两晋南北朝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佛经传译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许多北印度的罽宾僧人来华传译佛经,推动了汉传佛教的发展,对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影响巨大。印度佛教经过融合,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罽宾僧人传译的佛经体现了两种文化逐渐融合的特征,对于研究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

中国当代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日呈复杂。中国当代佛教的发展特征表面上类似世俗化,因而常常遭遇所谓世俗化的批评。其实,这并不能用西方宗教学理论中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关系来加以审视。中国佛教的当代发展并不是所谓的世俗化倾向,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化"内在要求。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形态基本上围绕着真与俗、空与有等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其内在张力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而是真与俗、空与有的互补与互渗,一种特殊的相互嵌入的关系。当代的"人间佛教"是这种内在张力的现代社会形态,已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因而,在处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时,在中国当代佛教的社会学研究中,与其使用"世俗化"概念,不如提出"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命题,以真实讨论当代中国佛教所应具有的社会化要求。     

梁武帝及其儒佛政策

梁武帝的思想十分复杂。他处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早期,提出了“真神佛性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注意佛教戒律理论,扶植佛教经济,对佛教在中国的开展做作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又是宗教调合论者,对儒道思想都有所重视,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颇加关注。他的思想融合了多种因素,是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中国化等问题不能遗漏的重要一环。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作为外来宗教和文化,佛教进入中国后,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建构起与印度佛教相异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伦体系。本文将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佛教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文学上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辅助佛教弘传并融汇于中国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初始借文学以宣扬佛教,渐趋达到佛教意识,对正常文学式样的有机渗透,文学不再表面化地宣扬佛教教理,而是在其意境中把人们引向空寂的世界。     

心性论——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的主要契合点

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思想旨趣最为契合之点,也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就形成这种契合的文化根据和历史根据作一纵向横向结合的论述,以求教于方家。佛教哲学思想主要是倡导内在超越的一种宗教文化,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宗教哲学。     

《梁高僧传·经师论》解读——西域与中原佛教音乐关系之考析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有《经师论》,该论涉及了佛教音乐的功能、佛教音乐的代表人物及重大事件和中国佛教音乐起源等问题。《经师论》中有的内容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艺术造型相证。本文还对中国佛教音乐起源问题,做全新解读,对沿袭之说提出辨析。通过解读与考析,表明西域佛教音乐是中国佛教音乐的最主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