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中违法判定原则的选择——从本身违法原则到合理原则

反垄断的核心问题是违法判定原则的正确确立,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是反垄断违法判定的基本原则.转型期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中违法判定原则的选择应保持适当动态性:转型前期,由于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危害程度的严重性,反行政性垄断应选择以本身违法原则为主、合理原则为辅的违法判定原则;转型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和反垄断司法体系的成熟,行政性垄断现象将大幅度减少,并且表现形式和实施手段将更加隐蔽,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的界限更加模糊,反行政性垄断应选择以合理原则为主、本身违法原则为辅的违法确认原则,并逐步实现由二元判定模式向一元序列判定模式的转变.     

论《谢尔曼法》域外用制度及其启示——以美国20世纪70年代成型期案例考察为基础

中国法学界对于美国<谢尔曼法>域外适用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框架及模式也较为统一,所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域外适用的理论界定、 "效果"的认定标准等问题,这与美国学者视野下的<谢尔曼法>域外适用问题的观察重点不尽相同.在<谢尔曼法>域外适用制度成型期阶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明确了"效果"与"礼让"的适用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礼让"原则在域外适用制度中具有关键考察作用的观点.中国应当充分重视"礼让"原则在<谢尔曼法>域外适用中的意义,抓住<反垄断法>刚刚实施的契机,从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等层面探求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应对战略.     

理论的简单性与理论简单性原则

简单性作为一种思想,已成为科学家们自觉遵循的一个方法论原则。理论的简单性不同于理论简单性原则,前者是具体的、相对的,它与复杂性一样都是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而后者则是科学家自觉追求的一种方法论原则,具有指导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作用     

关于认定国家赔偿责任中违法原则的研究

我国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产生以来,以违法原则作为归责原则得到确认,但对违法原则的内涵和外延未有明确法律规定,使其缺乏可操作性。本文从实体、程序、内容几个方面,具体地对违法原则的运用和界定进行分析,使其具有实用性。     

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再审视--兼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原则被认为是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按照学界通常的理解,合法性审查意味着人民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一般不予审查。然而,无论是从“合法性”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是从行政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的关系看,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为都属于“违法”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本身也没有明确排除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相反,其关于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的规定,都反证了人民法院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实施,表现为固定价格、划分市场等横向限制竞争行为和限制转售价格、独家交易等纵向限制竞争行为。由于行业协会所代表的特殊利益性,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更可能排斥其他竞争者的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扰乱经济秩序,因此必须加以规制。通过与美国立法进行比较,我国《反垄断法》法律条文比较概括,没有规定判断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标准．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对行业协会的法律责任规定也比较简单,不足以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和救济作用。针对这些问题,应在立法中明确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来判断行业协会的行为是否限制竞争,同时为了更好地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监管机构应建立事前预防和事后处治制度。     

《周易》简单性原则初探

简单性原则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在中国,这个原则由《周易》首次提出,它包含四重涵义:一、复杂是由简单演化而来;二、执简御繁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三、真理必须简明易懂;四、用最简约的语言来表述人们的思想。由此,可以认识中西方简单性原则的不同特点,以及《周易》简单性原则的主要理论坎陷。     

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公务员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可能会给社会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我国《公务员法》对此类行为的归责、免责原则和条件作了规定,但《刑法》却没有相应的衔接性规定.考察外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及违法性理论,公务员执行合法命令造成损害的,依法应认定其阻却违法性;执行违法命令且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的,属于阻却责任;故意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的,可能属于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应当将执行命令行为的非犯罪性明文化.     

论对民事违法审判行为的检察监督措施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是新增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的检察监督方式,将违法审判行为作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以诉中监督、过程监督、行为监督的形式实现对违法审判活动的纠错,但近期出台的司法解释未对相关纠错措施作出明确规定。鉴于民事审判行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纠正违法检察监督措施在不同诉讼形态下应表现为不同的纠错方式。对动态违法审判行为的直接纠错要求该行为本身具有可纠错性,并且纠错措施与纠错时间相匹配,可视情况分别要求撤销后重新实施、补正、补充实施等。在直接纠错不能的情况下,可将对动态违法审判行为的检察监督转化为对静态诉讼结果的间接纠错,或者对违法审判行为实施者予以警示与惩诫。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我见:兼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公布引起了各界热烈讨论,为了凝集共识,需要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基本原则和治理机制等基本问题予以重新审视、检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应体现以下几点:坚持将《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的“基本法”,以解决新时期具有多源头、跨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为实践导向,同时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明确以下基本原则:大气质量优先原则、大气污染预防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就修法定位来看,此次应作重大修订,并结合新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确立“多元共治、社会参与”的新型大气环境治理机制,明确大气环境公益诉讼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大气治理法律责任.     

论犯罪的实质界域——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等不法层级,它由量变到质变,随着危害程度的加深直至被社会主流价值否定评价为犯罪行为。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应该以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程度进行划分。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质界域提供了价值依托。     

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违法认定

拥有知识产权的事实不应被假定为具有市场力量,但其拥有和行使却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将"滥用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界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品生产者不正当的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从事扭曲了竞争秩序并减损消费者福利而应为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当行为。在对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法则等违法认定原则于知识产权反垄断实践中的不同适用情形进行比较和权衡的基础上,认为,应该适用和推广一元序列的判定模式,对具体之知识产权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进行分层次考察,使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法则相容于一个单一的分析过程之中。     

论我国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行为在我国已经显山露水,此类行为对社会经济通常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美国法院将集体抵制行为划分为横向集体抵制和纵向集体抵制,前者往往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而后者一般适用合理原则.在日本的反垄断法上,行业协会的集体抵制行为并非是本身违法的,至少在具有正当理由或者并不严重限制竞争的情形下是可以得到反垄断法宽容的.我们应当在借鉴美国及日本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具体情形,通过反垄断法对其予以有效规制.     

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权规则完善

互联网具有无国界性、虚拟性、开放性等特点,打破了司法管辖的现实区域界限,使传统知识产权法确立的具有地域性、专有性特点的管辖原则对网络知识产权案件难以适用。有确定的连接点是确定涉外案件管辖权的基础,也是保证国际私法诉讼公平、公正进行的基础。确定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涉外管辖法院,最核心的问题是减小相关连接点的不确定性。我国要立足于现行《民事诉讼法》确定的管辖原则,同时借鉴国际私法诉讼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协议管辖原则,灵活、高效地处理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涉外管辖问题。     

句法结构的三维性质与句法分析方法

一线性特征与语义表达最早明确强调语言线性特征的，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瑞士人德·索绪尔。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看作是语言研究的两条基本原则之一。他说：“这个原则是显而易见的，但似乎常为人所忽略，无疑是因为大家觉得太简单了。然而...     

论党内监督执纪中违纪线索移送与处置的应然限度——以国家监察的处置衔接为视角

监察立案与党纪审查因“党政合署”而存在线索处置上的程序重合,党纪审查部门对应的违纪线索处置权限,可作为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前置。在纪法衔接过程中,以党内法规为指引的党纪审查与以《监察法》为依据的监察调查在线索的取得方式、移送和管理上应作必要界分,明晰不同案件在党纪审查与监察调查阶段的内部分工差异。以比例原则为考量,违纪线索的处置权限与规制效果应符合程序相称性原理。从线索来源的信息评估层面出发,违纪线索的评估应建构科学合理的量化体系。对于违纪线索的处置应依照情报要素界分线索来源可靠性的不同类型,明确党内监督保障法规的执行依据。对于违法犯罪线索的处置,党纪部门在参考线索评估量化结果的同时应辨明“移送处置”与“暂存待查”的适用界限。     

周易简单性原则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简单性原则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在中国,这个原则是由《周易》首次提出的,它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易》简单性世界观被历代哲学家普遍接受;执简御繁成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追求真理的明白易懂是众多哲学家共同的信念;文辞简约成为古代中国哲学的表述特色。     

论人权的界限

人权的界限,有着明示、实现、生存三种形态,它们分别对应着义务、国家权力和物质生活条件。人权按有无主体的主观意志性可分为享有的人权与行使的人权两种基本类型,国家据此对不同的人权采取不同的态度。人权的界限只对有意志性的被行使的人权产生意义。服从人权界限的法定形式,是人权行使人认知人权规范时的自律和在人权冲突中对公益维护机关量裁处分的服从。国家机关在限制人权行使时应坚持的原则是“必要和最小限度”,符合这一原则的人权限制即是人权对公共利益关系上的被最后明确了的界限。     

语言界限的特性及其伦理意义

康德哲学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把理性界限和伦理学结合起来,使理性界限既具有知识的维度又为伦理划定了地盘,为其伦理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开端.与康德相比,维特根斯坦则把理性界限化为语言界限,并使语言界限本身完全伦理化,把界限的完全性、未知性、整体性和存在性作为伦理的前提、对象,建立起了关于世界存在的体验伦理学,而这种体验是一种零性意志主体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世界成了"我的世界".     

克服法律的不确定性

沈敏荣在《学术研究》2 0 0 1年第 4期撰文《法律现代化的思考———论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指出 ,在法律实践中 ,法律不确定的情况不在少数 ,主要表现为 :法律的制定得不到执行 ;法律的规定十分原则 ,弹性很大 ;体系性不强 ;先进的法律规定与法律实际执行中的差距非常明显等等。法律的不确定性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用语的歧义性、不确定性、多义性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法律原则、法律体系的整体性 ,在法律解释中克服由于法律语言本身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二是我国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改革有很多的理论…